“衡法”治则三十年——颜德馨教授与他的中医药实践
本刊记者 侍 茹
来源：家庭用药 日期：2009-05-15
20世纪70年代初，颜德馨总结自己数十年临床实践所得，提出“久病必有瘀，怪病必有瘀”的辨证观点，以及“疏其血气，令其条达而致和平”的“衡法”治则，在学术界引起不小的震动，也引来争议不绝......
30年来，颜老以自己在临床、教学、科研实践中的亲历亲为，不断总结完善“衡法”治则理论，并将它渐次运用于延缓衰老和疑难病的治疗，所获成绩斐然。最终成为祖国医药学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肯定。
博采众长 自成一家
追溯中医活血化瘀治法的历史，我们看到：
成书约在周秦的《内经》中记载了不少瘀血的资料。《神农本草经》记载了很多活血化瘀的药物，如大黄、桃仁下瘀血、血闭，破瘕积聚；地黄、芍药逐血痹；当归、川芎同治金创等。
汉末，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列载了很多血瘀辨证的治疗方药，中医活血化瘀的治法奠基于此。直至明代王肯堂著《证治准绳》始立蓄血专篇。清代早期，叶天士医案中提到“久病入络”之说，因病久气血运行不利，血液之中必有瘀凝，他对于痹症、痛症、郁症、积聚、 瘕等许多病证，广泛应用活血化瘀法。清代中叶王清任的《医林改错》、清末唐容川的《血证论》等，对瘀血的论治都有专述。
颜德馨，其父颜亦鲁为江淮名医，擅治脾胃病。颜老幼承庭训，侍诊时身受熏陶，待成年负笈海上时又随内科秦伯末、盛心如、郭柏良，外科许半龙，儿科徐小圃、单养和等诸大家。20世纪50年代，颜老即开始探索用中医药治疗白血病，学术上推崇气血学说，其时也是“衡法”治则的萌芽时期。
颜老认为，气血是维持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主要物质，中医“八纲辨证”之中，虽无气血二字，但气血内容确尽贯于八纲之中，故认为气血病变是临床辨证的基础，也是疑难病证的辨证基础。“气为百病之长”、“血为百病之胎”，瘀血是产生气血不和的重要因素。遂根据疑难病证缠绵难愈、证候复杂等特点，提出“久病必有瘀、怪病必有瘀”的观点。而活血化瘀能够疏通气血，调整阴阳，平衡气血，其作用已远远超过前人“通行血脉，消除瘀血”的含义，有别于清代程钟龄《医学心悟·医门八法》归纳的“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法，所以称其为“衡法”。
颜老对“衡法”的解释是，所谓衡者，具有平衡和权衡之义。衡法的组成，以活血化瘀药为主，配以行气、益气等药组合而成，能够调畅气血，平衡阴阳，发挥扶正祛邪、固本清源的作用，适用于阴、阳、表、里、虚、实、寒、热等多种疾病。
实践证明，用活血化瘀法治疗多种复杂顽固、久治不愈的疑难病证，临床均有较满意的疗效，如慢性肝炎、慢性肾炎、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血栓性脉管炎、冠心病、糖尿病、老年痴呆、风湿病、顽固性失眠、慢性胃炎、尿毒症、红斑性狼疮、偏头痛、肿瘤、新生儿硬肿症及五官科、妇科、皮肤科等方面的疑难病证。而且在实验研究上也取得了客观指标的支持。
沪上医学界一位资深专家评说：颜氏贵在将活血化瘀的古法、古方用活了！
勤于实践 不断总结
颜老善于发掘祖先之秘奥，常有卓识新解，运用于临床实践，造福病家。现撷取一二，以供众家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1 顽固性失眠论治
失眠一证，虽涉及五脏六腑，但其病机总与营卫气血运行失常相关。历代医家论治失眠，或治心神，或疗肾水，众说纷纭，各执己见。颜老从气血失和论治，疗效显著。他认为失眠患者每以情志变化为主因，又以失眠加剧而五志逆乱，气血失衡，故而治疗当以调畅脏腑气血为宜，若一味强调安神则有所偏颇。而肝主谋虑，主疏泄，主藏魂，与气血之调畅关系最密，论治顽固性失眠，尤当以治肝为先。故临床常备二方，以调畅气血枢机，每多应手。
（1）从气郁论治，主以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取小柴胡之半为主药，以调畅气机，疏肝解郁，升清降浊；辅以苓、桂平冲安神，龙、牡及铅丹镇静定魂；佐使大黄泄热去实；诸药相配，共奏疏肝气、泄郁火、定肝魂、镇心神之功。故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对肝郁化火而证见入夜烦躁，难以入睡，或梦呓频作，或有梦而遗，兼有急躁易怒，头晕目眩，便秘溲赤，舌红苔黄，脉弦数等顽固性失眠者最为适宜。方中铅丹多以磁石或磁丸替代，大黄每用制大黄，取其泄热镇惊之效，不堪泄泻者，代以黄连亦佳。
（2）从血瘀论治，方用血府逐瘀汤
气滞血瘀患者每多情怀不遂，肝失疏泄，初则气机郁结，日久必致气滞血瘀，凝滞脑气，神明受扰而失眠，即使入睡，也乱梦纷纭，兼有情志郁郁不乐，时喜叹息，胸胁胀痛，舌紫，脉弦或涩等。颜老认为血府逐瘀汤能平衡气血，调整阴阳，治疗瘀血失眠者，常可获显效。此方取桃红四物汤为君，功以活血化瘀；臣以四逆散疏肝理气；佐使枳壳、桔梗一升一降，调畅气机，牛膝导血下行；俾气通血活，则肝顺条达，瘀去郁散，脏气与脑气相接，神魂自定。如加磁 丸、生铁落等重镇之品，则疗效更佳。
2 蛋白尿论治
肾病综合征蛋白尿，从现象分析，以前多认为尿中大量精微物质流失，是肾之封蛰失职，精气外泄的表现，治从固肾涩精入手，但难以为功。问题是尿中除蛋白以外，还有诸多细胞沉渣，关键是精浊不分，只注意脏腑亏损的一面，而忽略了浊瘀内停的另一面。肾病综合征呈本虚标实之候，浊气不能外泄，精气反而渗漏，浊气不去，精微不固，正所谓“邪不去则正不安”。水浊同下，是为正常排尿活动，水浊夹精而下，一味固涩，似非善策。颜老治疗蛋白尿，重在气化，气化而愈者，愈出自然。固涩亦偶然有得，愈出勉强。颜老经多年临床探索，总结消减蛋白尿验方如下：
益肾汤
生地、太子参各15克，党参10克，黄芪20克，茯苓、巴戟天、补骨脂、葫芦巴各9克。水煎2汁，一日分服。临床观察，本方对提高血浆蛋白，消除蛋白尿有一定作用。
龙蜂方
龙葵、蜀羊泉、蛇莓各30克，露蜂房9克。水煎2汁，一日分服。具有清热解毒，祛风利水之效，可治肾病蛋白尿反复不愈，有相当免疫抑制剂的作用。
僵蚕粉
僵蚕研末，每服1.5克，一日3次，也可用蚕蛹代替。本品能抗过敏及提高血浆蛋白。
疏风汤
苏叶、荆芥、防风、芫荽、西河柳、浮萍各9克，蝉蜕6克，薄荷4.5克，薏苡仁根30克。水煎2汁，一日分服。治疗蛋白尿久治不愈。
对肾病综合征可先投僵蚕粉，病程较长而症情复杂，且反复发作的病例，则给以龙蜂方或疏风汤，对血浆蛋白偏低者，则予益肾汤。疗程较长，久病入络者，宜加活血化瘀药如益母草、泽兰叶、水蛭粉等。
3 顽固性少腹痛、不孕证论治
“少腹逐瘀汤”为清代名医王清任所创制，取温经汤合失笑散化裁而成。方中以当归、赤芍、川芎、蒲黄、五灵脂、没药活血祛瘀；延胡索理气行血止痛；官桂、炮姜、小茴香温经散寒，并引诸药直达少腹，主治瘀血积于少腹的妇科病证，为散寒活血的代表方，功擅活血祛瘀，散寒止痛。颜老在临床上辨证而施，用于顽固性少腹痛、肠粘连、不孕证等诸多疑难病证，亦能获效。
如不孕证，颜老谈到其病因多由肝郁、血虚、痰湿、肾亏、胞寒等引起气血乖违，瘀血内结，以致冲任不调，难以摄精受孕，而其中尤以胞宫虚寒夹瘀者最为多见，故常以少腹逐瘀汤祛寒化瘀，调和冲任。习加紫石英以增温经暖宫之力，投之多验。临床用于月经来潮前服5～7剂，以调和冲任，连服3个月，常可奏效。
此方对瘀血为患的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崩漏、 瘕等妇科疑难病证，亦有疗效。
传承重在发扬光大
师古不泥古，勤于实践，善于总结。纵览颜老数十载行医、学术研究的经历，我们发现这条脉络贯穿始终。
这30年，颜老运用活血化瘀之“衡法”理论治愈的病人难以计数，不光有著作十多部，颜老还将自己的验方与企业合作研制开发出成药，为更多的病家谋健康。有治冠心病的“正心冲剂”，有根据颜老治疗顽固性高脂血症验方“降脂方”研制的“衡生颗粒”。
20世纪80年代，“衡法”治则首度运用于临床抗衰老研究。此前的2 000多年，前人抗衰老多用“补”法，而颜老独辟蹊径，认为人体衰老的本质是“瘀血”引起，应用益气化瘀功效的“衡法Ⅱ号”防治心脑血管病、抗衰老，效果显著。该药以“寿宝”品名在美国市场行销十年而不衰。
此外，还有治疗老年性痴呆（血管性痴呆）的“醒脑冲剂”、治疗脑梗死的“脑梗灵”，目前已在临床试用阶段......
2002年，经有关部门批准，以颜老为学术带头人的上海市中医心脑血管病临床医学中心在同济大学附属铁路医院成立，它将办成亚洲一流的学术研究中心...... 祖国中医药博大精深，数千年来无数先贤薪火传承，才使它不断光大，恩泽苍生。颜老说，“衡法”因其具有“固本”和“清源”双重效应，就其内涵与外延而论，有待开发的领域还有很多。“不管现在与未来，我们都要加倍珍惜祖国流传了几千年的中医药文化。”“为弘扬祖国医药，我准备着继续奋斗！” （本文采写，承蒙颜德馨教授之子、同济大学附属铁路医院中医科主任颜乾麟教授鼎力相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Monday, October 5, 2009
顏德馨教授治療不寐的思路與方法
顏德馨教授治療不寐的思路與方法
邢斌1韓天雄1竇丹波2
指導：顏乾麟1 （1、同濟大學附屬第十人民醫院中醫科上海200072 2、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曙光醫院傳統中醫科上海200021）
關鍵字：顏德馨，不寐，經驗
不寐是指經常性不能獲得正常睡眠的病證，表現為入睡困難，或睡眠時間不足，或睡眠不深以致醒後疲倦，重者可徹夜不眠。顏德馨教授在60年臨床實踐中對不寐的治療積有豐富的經驗，現將其治療思路與方法總結如下。
1、治療思路
不寐系由臟腑機能紊亂，邪氣阻滯，陰陽平衡失調，營衛氣血運行失常，神志不寧所致。關於其辨證，歷來紛紜複雜，而顏師以虛實為綱，化繁為簡。認為實者有鬱、火、痰之辨，虛者有氣血陰陽之分。
“郁”是肝鬱氣滯，以抑鬱、多思多慮、脅肋疼痛、舌淡紅、苔薄白、脈弦為辨證依據。方選逍遙散加減。“火”乃心火熾盛，以心煩不寧、驚悸怔忡、小溲短赤、舌尖紅、苔薄黃、脈數為辨證依據。方選黃連解毒湯合導赤散加減。“痰”由痰濕內困，以胸悶脘痞、口中粘膩、納呆、噁心、舌苔白膩、脈滑為辨證依據。方選溫膽湯加減。虛證如氣血兩虛，以心悸、神疲、食少、便溏、面色少華、舌質淡、邊有齒印、脈細弱為辨證依據。方選歸脾湯加減；陰虛火旺，以煩熱、腰酸、手足心熱、口幹、舌質紅、脈細數為辨證依據。方選知柏地黃湯合百合地黃湯；陰陽兩虛證以頭暈目眩、男子遺精、女子夢交、舌質淡、脈象或虛，或芤，或遲為辨證依據。方選桂枝加龍骨牡蠣湯。
但上述證候不是靜止不變的，更不是孤立單純的，臨證最多見證候的動態變化與證候的複合。如肝鬱氣滯證，往往鬱而化火，表現為鬱鬱寡歡而急躁易怒，當選丹梔逍遙散加味；若見一派肝火上炎徵象，直取龍膽瀉肝湯清熱瀉火。痰濕內困，鬱而化熱，熱擾心神，宜用黃連溫膽湯；痰濕內困，又見氣血不足、心脾兩虛之象，則當用十味溫膽湯。陰虛火旺，心腎不交，則又宜黃連阿膠湯。因此，臨床當細細辨析，掌握分寸，活法圓機，隨證治之。
2、辨治心法
不寐一病，雖涉及五臟六腑，但其病機與營衛氣血運行失常密切相關。蓋不寐患者每以情志變化為主因，又以失眠加劇五志之逆亂，氣血為之失衡，故其治當以調暢臟腑氣血為宜。肝主謀慮，主疏泄，主藏魂，與氣血之調暢關係最密，故顏師擅長從肝、從氣血治療不寐，此其臨證特色，屢治不爽。
2.1從肝鬱氣滯，瘀血內凝論治
不寐患者情懷不遂，肝失疏泄，初則氣機鬱結，日久必致氣滯血瘀，凝滯腦氣，神明受擾而失眠，即使入睡，也亂夢紛紜，兼有情志鬱鬱不樂，時喜歎息，胸脅脹痛，舌紫，脈弦或澀等。此即《醫方難辨大成》所謂：“氣血之亂皆能令人寤寐之失度也”。治此血府逐瘀湯最為應手。臨床加磁朱丸吞服，或靈磁石先煎以重鎮定魂，療效更佳。
2.2從肝氣不舒，鬱而化火論治 肝鬱日久，最易化火，肝火拂逆，衝激肝魂，則魂搖而睡臥不寧。《血證論》雲：“陽浮於外，魂不入肝，則不寐”。證見入夜煩燥，難以入睡，或夢囈頻作，或有夢而遺；兼有急躁易怒，頭暈目眩，便秘溲赤，舌紅苔黃，脈弦數。肝火多緣氣鬱不解所致，故治療毋忘疏肝解鬱。若專事苦寒泄火，將致氣血凝結，郁火愈盛，症情更甚。其病症輕淺者，可選用丹梔逍遙散，甚者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最為合拍。若見一派肝火上炎徵象，則又非此二方之所宜，當取龍膽瀉肝湯清瀉肝火為是。
2.3從肝膽氣鬱，痰火內擾論治
肝膽互為表裡，膽主少陽，內寄相火，膽氣沖和，則能上養心火，故有“心與膽相通”之說。若暴受驚駭，或思慮太過，少陽樞機不達，膽氣鬱結化火，灼津成痰，痰火擾亂心神，可致失眠。證見睡臥輾轉不安，難以入眠，或易於驚醒；兼有心煩懊儂，口苦咽幹，胸悶痰多，舌紅苔黃膩，脈滑數等。治以疏泄肝膽，化痰解鬱。方用柴芩溫膽湯加味。
邢斌1韓天雄1竇丹波2
指導：顏乾麟1 （1、同濟大學附屬第十人民醫院中醫科上海200072 2、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曙光醫院傳統中醫科上海200021）
關鍵字：顏德馨，不寐，經驗
不寐是指經常性不能獲得正常睡眠的病證，表現為入睡困難，或睡眠時間不足，或睡眠不深以致醒後疲倦，重者可徹夜不眠。顏德馨教授在60年臨床實踐中對不寐的治療積有豐富的經驗，現將其治療思路與方法總結如下。
1、治療思路
不寐系由臟腑機能紊亂，邪氣阻滯，陰陽平衡失調，營衛氣血運行失常，神志不寧所致。關於其辨證，歷來紛紜複雜，而顏師以虛實為綱，化繁為簡。認為實者有鬱、火、痰之辨，虛者有氣血陰陽之分。
“郁”是肝鬱氣滯，以抑鬱、多思多慮、脅肋疼痛、舌淡紅、苔薄白、脈弦為辨證依據。方選逍遙散加減。“火”乃心火熾盛，以心煩不寧、驚悸怔忡、小溲短赤、舌尖紅、苔薄黃、脈數為辨證依據。方選黃連解毒湯合導赤散加減。“痰”由痰濕內困，以胸悶脘痞、口中粘膩、納呆、噁心、舌苔白膩、脈滑為辨證依據。方選溫膽湯加減。虛證如氣血兩虛，以心悸、神疲、食少、便溏、面色少華、舌質淡、邊有齒印、脈細弱為辨證依據。方選歸脾湯加減；陰虛火旺，以煩熱、腰酸、手足心熱、口幹、舌質紅、脈細數為辨證依據。方選知柏地黃湯合百合地黃湯；陰陽兩虛證以頭暈目眩、男子遺精、女子夢交、舌質淡、脈象或虛，或芤，或遲為辨證依據。方選桂枝加龍骨牡蠣湯。
但上述證候不是靜止不變的，更不是孤立單純的，臨證最多見證候的動態變化與證候的複合。如肝鬱氣滯證，往往鬱而化火，表現為鬱鬱寡歡而急躁易怒，當選丹梔逍遙散加味；若見一派肝火上炎徵象，直取龍膽瀉肝湯清熱瀉火。痰濕內困，鬱而化熱，熱擾心神，宜用黃連溫膽湯；痰濕內困，又見氣血不足、心脾兩虛之象，則當用十味溫膽湯。陰虛火旺，心腎不交，則又宜黃連阿膠湯。因此，臨床當細細辨析，掌握分寸，活法圓機，隨證治之。
2、辨治心法
不寐一病，雖涉及五臟六腑，但其病機與營衛氣血運行失常密切相關。蓋不寐患者每以情志變化為主因，又以失眠加劇五志之逆亂，氣血為之失衡，故其治當以調暢臟腑氣血為宜。肝主謀慮，主疏泄，主藏魂，與氣血之調暢關係最密，故顏師擅長從肝、從氣血治療不寐，此其臨證特色，屢治不爽。
2.1從肝鬱氣滯，瘀血內凝論治
不寐患者情懷不遂，肝失疏泄，初則氣機鬱結，日久必致氣滯血瘀，凝滯腦氣，神明受擾而失眠，即使入睡，也亂夢紛紜，兼有情志鬱鬱不樂，時喜歎息，胸脅脹痛，舌紫，脈弦或澀等。此即《醫方難辨大成》所謂：“氣血之亂皆能令人寤寐之失度也”。治此血府逐瘀湯最為應手。臨床加磁朱丸吞服，或靈磁石先煎以重鎮定魂，療效更佳。
2.2從肝氣不舒，鬱而化火論治 肝鬱日久，最易化火，肝火拂逆，衝激肝魂，則魂搖而睡臥不寧。《血證論》雲：“陽浮於外，魂不入肝，則不寐”。證見入夜煩燥，難以入睡，或夢囈頻作，或有夢而遺；兼有急躁易怒，頭暈目眩，便秘溲赤，舌紅苔黃，脈弦數。肝火多緣氣鬱不解所致，故治療毋忘疏肝解鬱。若專事苦寒泄火，將致氣血凝結，郁火愈盛，症情更甚。其病症輕淺者，可選用丹梔逍遙散，甚者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最為合拍。若見一派肝火上炎徵象，則又非此二方之所宜，當取龍膽瀉肝湯清瀉肝火為是。
2.3從肝膽氣鬱，痰火內擾論治
肝膽互為表裡，膽主少陽，內寄相火，膽氣沖和，則能上養心火，故有“心與膽相通”之說。若暴受驚駭，或思慮太過，少陽樞機不達，膽氣鬱結化火，灼津成痰，痰火擾亂心神，可致失眠。證見睡臥輾轉不安，難以入眠，或易於驚醒；兼有心煩懊儂，口苦咽幹，胸悶痰多，舌紅苔黃膩，脈滑數等。治以疏泄肝膽，化痰解鬱。方用柴芩溫膽湯加味。
顏德馨中醫心腦病診治精粹
作者：顏乾麟 主編出版社：人民衛生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年05月01日
語言：簡體中文 ISBN：9787117114202
裝訂：平裝
內容簡介
國醫大師顏德馨教授是我國當代著名的中醫學家。本書系統總結了顏德馨教授診治中醫心腦病的學術理論和臨床經驗。 本書理論篇，重點介紹了顏德馨教授的獨特學術思想和常用中藥方劑的運用經驗。如其中提出的“氣為百病之長，血為百病之胎”、“久病必有瘀，怪病必有瘀”、衡法治則，以及方藥新用的臨證心法等，均蘊含著顏德馨教授數十年的心得，足以啟發後學。實踐篇從病因闡述、辨治心法、用藥秘要、古方應用、醫案精華等10個方面對20。種病證作了全面闡述，對顏德馨教授個人獨特的思路、觀點、經驗作了詳盡介紹。本書學術性、實用性俱佳，對中醫臨床、科研、教學人員有較大的參考價值。
目錄
理論篇
中醫學對心腦的認識
中醫傳統理論對心腦生理病理的認識
一、中醫學對心腦的認識概論
二、心的生理功能和病理變化
三、腦的生理功能和病理變化
中醫歷代文獻對心腦生理病理論述精選
顏德馨診治心腦病的學術思想
顏德馨對心腦生理病理的獨特見解
一、心為陽髒
二、心主血、脈、絡
三、腦髓純者靈，雜者鈍
四、腦喜靜謐
顏德馨對心腦病從氣血論治的學術思想
一、辨病以“氣為百病之長，血為百病之胎”為綱
二、提倡“久病必有瘀，怪病必有瘀”之說
三、發明衡法治則
顏德馨診治心腦病的辨證思路與治療方法
顏德馨對心腦病的辨證思路
一、心腦病從氣血論治辨證思路
二、心腦病從氣血論治的臨床與實驗研究
顏德馨對心腦病的治療方法
一、心腦病從氣血論治思路
二、心病的治療方法
三、腦病的治療方法
常用中藥精解與發揮
理氣藥
一、柴胡
二、香附
三、薤白
活血藥
一、川芎
二、丹參
三、郁金
四、蒲黃
五、五靈脂
六、桃仁
七、益母草
八、地鱉蟲
九、水蛭
十、血竭
十一、三七
清熱藥
一、黃連
二、黃芩
三、昔柏
四、梔子
五、夏枯草
六、龍膽草
七、決明子
八、苦參
九、水牛角
十、大黃
祛風藥
熄風藥
祛痰化濕藥
開竅藥
溫陽藥
補益藥
安神藥
常用方劑精解與發揮
理氣劑
理血劑
清熱劑
治風劑
祛痰劑
溫陽劑
補益劑
安神劑
實踐篇
胸痹
心悸
心水
厥證
頭痛
眩暈
耳鳴耳聾
中風
麻木
顫證
痴呆
痙證
痿證
不寐
多寐
健忘
郁證
癲狂
癇證
髒躁
Wednesday, September 2, 2009
国医大师方和谦 (5)
四、成才之路1.学医启蒙
先生祖籍山东掖县西北郊头村人，世代贫农，家境贫寒父亲方伯屏因原籍不能维生，年幼流落京中，暇拜末代太医院太医赵云卿为师习医，约1915年在京改业行医。父亲十分重视对先生的文化教育，在私塾学了两年《三字经》、《论语》、《春秋》、《左传》、《古文观止》等书，可以诵读“陈情表”、“兰亭序”等文章，并进行了较好的书法训练。随后读小学五年，初中三年接受了新学教育，初中毕业后，考入中央日本语学院日语系学习日语四年。在中医家庭的熏陶下，从初中起，先生就参加了父亲在家办的中医讲习班三期，学习了《医学三字经》、《药性赋》、《汤头歌诀》、《医学心悟》、《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医学专著，从不理解的背诵起步，到渐渐理解其中医理的深奥，在反复的诵读学习中，先生从少年之时起就打下了坚实的中医理论基础。此后，又拜涿州名医谭镜仁为师。谭老先生读各家学说，偏重于周慎斋所著《慎斋遗书》，擅长滋补，先生受其老师影响，日后临证所施处方偏重温补。在日语学校毕业之际，在父亲的严厉坚持下，随父行医。从打扫诊室卫生，为父亲作开诊的准备，到为病人倒茶、换药等点滴事情做起，随父抄方侍诊，边干边学。父亲除在家办学，还授徒于北京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以讲授古典医籍著称，在京行医三十年，耳濡目染，对先生的影响很大。少年时期先生学医的动机，一是继承家学，二是行医济世，求职谋生。
2.独立行医
1942年先生19岁，在随父学医数年后，其兄方鸣谦已取得正式行医资格，在兄长的启发下，先生报名参加了北京市卫生局中医考询考试。面试答辩时，主考官杨淑澄老师向他提问：“中药为何能治病？”此题听来颇有难度，先生略加思索，回答，“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久而增气，物化而常也。”将《内经•六节藏象论》和《素问•至真要大论》的经文脱口背出，以说明药物的性味各有所偏，药物之所以能够治病，就是取用药物性味的偏胜，以纠正与调和人体脏腑不协调的状态。对其简捷精辟的回答，老师给予了100分。笔试的题目是寒厥、热厥病的治疗，先生很快作出了附子汤治疗寒厥，白虎汤治疗热厥的答案，本次考试虽排名第27，但显现出他有着扎实的中医基础功底。考试后取得执业资格，颁发行医执照，先生在“方和谦诊所”正式执业。
3.学习西医
1949年北京市举办中医学习西医学习班，先生是第九班学员。学习西医生理、病理基础课及传染病、内科、妇科、儿科临床课程，当今国内名老中医干祖望、焦树德、路志正、柴松岩均与他同期或先后在此班学习。此次学习西医，他认为“歪打正着”，不仅学到了西医知识，填补了学科空白，还有了西医执业资格。学习西医为他今后在综合医院工作并作中西结合工作打下了基础。
4.行医转折
1954年，先生调入北京市卫生局中医科工作，结束了个体行医的生涯，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为一名国家正式的医务工作者，这是他行医生涯的转折。1954～1956年间，他在北京市卫生局中医科任科员，主管医务行政，包括中医师资格的审批，参与北京市中医医院的组建、北京第七医院中医科及市级综合医院中医科的筹建等工作。1956～1962年调到北京中医医院工作，并兼任北京中医学校伤寒教研组组长。在此期间，他一方面在中医医院出诊，另一方面担任中医学校伤寒论及医案的教学任务。此时他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内容逐条研读，逐段逐句剖析，深入图书馆，伤寒论397节，篇篇有自己撰写的讲稿。讲内科医案学，他翻阅了《王旭高医案》、《薛立斋医案》、《名医类案》、《续名医类案》等大量的医案，将有名的医案作深入分析讲解。他的讲课深入浅出，理论结合临床，使深奥的理论在示例中得到解释和应用，让学生有茅塞顿开之感。先生给第一、二届西医学习中医班讲课的同时，还带学生到北京中医医院、同仁医院、天坛医院实习。先生自己对这段教书经历颇有感触，他认为，教学相长，教学一定要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决不能强不知以为知。经过这一阶段的教学工作，他对经典著作的理论认识有了较大的提高。
5.明师指点，善于总结
1955年流行性乙型脑炎暴发，暑热当令，石家庄郭克明老中医提出此属阳明温病，用石膏白虎汤治疗，取得很好的疗效，作为中医治疗乙脑的经验向全国推广。1956年夏季，乙脑肆虐北京，北京市卫生局倡导用石家庄经验采用清瘟败毒法治疗。应用结果病况未得控制，死亡率居高不降，达200多例。此事惊动了周总理，总理请中医研究院蒲辅周老先生偕同岳美中老先生会诊，蒲老认为，“必先岁气，勿伐天和”，1955年为燥火当令，阳明内热，患者见高热惊厥，谵语，舌苔黄厚，是瘟毒为患，用白虎汤加减清瘟败毒治疗得当有效，而1956年，雨水多，湿气重，患者虽也为高热惊厥，但观其舌脉，舌苔薄腻湿润，脉象濡缓，是湿温为病，应用芳香化浊，透表散邪法治疗，应用藿香正气散加减。乙脑之病的诊治经过，作为先生行医中的经验教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体会到，中医诊病的疗效是靠正确的辨证论治。名医的点拨，促使他重温《温病条辨》、《温热经纬》，加深对六淫致病特点的认识， 1957年由先生主编《北京市1956年流行性乙型脑炎治疗总结》手册，书中收集了200多个验案，由卫生局印发200册，下发到各医院。先生撰写的“参加流行性乙型脑炎工作的点滴体会”文章，作为晋升主任医师的评审论文，关幼波、赵炳南二位专家对该文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论文评语为：“对乙脑的中医治疗，自1955年石家庄经验被介绍以后，各地应用较多，类似报道亦较多，唯本文在中医分型上，除偏湿偏热的不同以外，又提出‘表邪郁闭’这一类型，在治疗上采用透表为主，而获得较好疗效。在辨证上，强调温病的卫、气、营、血，三焦辨证和伤寒的六经辨证密切结合，不能偏废。以上两点有独特见解。”先生在乙脑事件所获的经验，对其以后治疗传染病是有益的借鉴，在2003年SARS暴发流行时，先生对后学给予了及时正确的指导。
6.中西合作，取长补短
1965年7月，42岁的先生从北京中医医院调到北京朝阳医院任中医科主任。与中医医院相比，综合医院中医科不分科，内、外、妇、儿科各科疾病全有，先生很好地发挥其擅长治内科病，其他各科亦有所长的优势，有很高的门诊量。只要他出诊，每半日能接待30人次以上的病人。他为人谦和，对患者亲切，看病认真负责，疗效确切，在病人中有很高的威望和影响。在西医医院，许多危重病人治疗无效，常请先生会诊，在同西医同道的会诊中，他抱着边治边学的态度，学到了许多新知识。如与翁心植院士会诊，见到了狼疮病的肺浸润，高热不退的类风湿病肝浸润，肝豆状核变性脑病等疑难病，相互切磋，救患者于危难之中。先生在医院有较高的威望，许多疑难病在他会诊后病情转危为安。如本院职工亲属因腹痛住院，请先生会诊，先生诊其脉滑，认为滑脉反映有痰、有宿食、有实邪或为妊娠之脉，此患者是有实邪，请西医进一步检查有无占位病变，结果查出患膀胱癌，此案使西医认识到中医治病的神奇。又如与西医同治一食用白胡椒面过量中毒患者，病人因关节炎疼痛，听信吃白胡椒面一两加葡萄汁，服后达眩晕方可有效的偏方，服后神昏，出气、出汗、排尿均为白胡椒味，正值三九寒天，全身起痱疹，西医进行抢救，先生会诊投以生石膏、银翘等清热解毒药，患者渐渐清醒。清醒后西医又给了“克脑谜”，患者再度昏迷死亡。此例治疗，先生认为“克脑谜”是中枢系统兴奋剂，属辛温大热之品，对此中毒患者不宜使用。
7.医术精专，注重疗效
先生的成名主要是有很好的临床疗效，每日门诊慕名前来求治的患者比比皆是。他认为医生成功的途径是临床实践，方法是“勤于临证，潜心钻研”。他珍惜出诊时间，定了的出诊时间不轻易改动，即使在十一、春节长假，他也不停诊，为的是不失信于病人。现已83岁高龄的老人，每周仍出6个半天门诊，每次要接待病人30个左右，其精神令年青人所不及。为减轻病人经济负担，他主动将特需门诊的300元挂号费降至100元。临证他仔细问诊、把脉、配合必要的理化检查，明确诊断。处方用药，药少力专，绝无大处方，很少用犀、羚、麝等贵重药，力求简、便、廉解决问题。治疗从病情需要出发，辨证合理，君臣佐使配伍明确，而且特别注意顾护脾胃，病人称赞：“先生的药药味少，味道不难喝，还解决问题。”他推崇方剂的灵活应用，认为中药汤剂最能反映中医辨证用药的特点，成药不能完全替代汤剂，必需根据病情的需求而合理用之。
先生精通伤寒，但从不自诩为经方派。主张经方、时方都要会用且要合用。他认为仲景之经方，用之得当，效如桴鼓，是历代医家共同验证的。而温病之时方，可以以方求证，辨证准确，用之灵验。但经方适应证有限，满足不了疾病谱发展的需要，要靠时方来补充。如张某，男，73岁，初秋突发高热伴腹泻，日泻十余次，服中西药罔效，病情危重，求诊于先生。见其精神恍惚，烦躁气促，身炽热有汗，泻下褐色水液而恶臭，腹痛不著，纳呆不吐，尿少色深，舌质红，苔黄腻，脉弦滑数。先生按太阳阳明合病，挟热下利之表里证论治，投以葛根芩连汤治之，一剂泻止热退，三剂而病瘥。先生临证，有是证用是方，辨证论治，随证治之，每获良效。通过临床，先生认为，囿于经方一隅，不能解决所有外感热病，必须与温病辨证同时方合用才能取得疗效。以治乙脑为例，仅以六经辨证，受到阳明经证的局限，何况邪气有异，临床有暑热及湿热的不同证型。外感热病，表现复杂，其证候不是六经辨证所能涵盖，也不是单用经方所能解决的。温病学说羽翼伤寒，由伤寒发展而来，其中也沿用了一些伤寒的方剂。因此，伤寒和温病是外感热病的两大类型，彼此既有所区别，又有所联系，各有特点，其理论核心都是要落实到脏腑经络之上。故先生倡导六经、三焦、卫气营血辨证密切结合，根据具体病情，灵活掌握，经方时方统一运用的观点，是临床取得疗效的基础。
以上文字由方老学术继承人提供，感谢朝阳医院中医科李文泉医师。
国医大师方和谦 (4)
三、典型医案1.“正气为本，扶正以祛邪”的治疗观
张某，男，40岁。2005年3月10日初诊。
直肠癌根治术后放疗，出现腹泻伴白细胞下降。
初诊：患者2月2日在肿瘤医院做直肠癌根治术，病理报告：高分化腺癌。2月22日开始放、化疗，遂出现腹泻，前来中医就诊。患者10天来乏力口干，气短懒言，恶心纳差，大便次数多，量少，4～7次/日。查血常规：白细胞3.0×109/L；舌红苔薄白；脉细缓。诊为肠癌泄泻（直肠癌术后放疗副反应）：脾虚证。治以益气养血，健脾和胃。方拟滋补汤加减。
处方：党参9g，茯苓9g，白术9g，炙甘草6g，当归9g，熟地9g，白芍9g，官桂3g，陈皮9g，木香3g，大枣4个，生黄芪15g，枸杞子10g，麦冬10g，焦曲6g。14剂，水煎服，日1剂。
二诊：药后腹泻次数减少，2～3次/日，仍感乏力、盗汗，食量稍有增加。查血常规：白细胞3.5×109/L。原方有效，继服前方14剂，水煎服，日1剂。
三诊：大便已正常，偏软；食欲差，纳少；舌洁，脉细缓。血常规：白细胞3．2×109/L。仍以滋补汤调理，加生苡米、浮小麦各15g。
处方：党参9g，茯苓9g，白术9g，炙甘草6g，当归9g，熟地9g，白芍9g，官桂3g，陈皮9g，木香3g，大枣4个，枸杞子10g，麦冬10g，生黄芪15g，焦曲6g。15剂，水煎服，日1剂。服3天停1天。
按语：患者因直肠癌术后，气血亏虚，放疗为热邪损伤，耗气伤阴，脾气虚则脾失健运，水谷混杂而下，以致发生泄泻。“脾胃为后天之本”，泄泻造成水谷精微不能吸收，而致后天失养，故乏力气短；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受损，津液化生不足，不能上承故口干；胃气上逆则恶心；气血亏虚，故见白细胞减少。病位在中焦，病性属气血亏虚之虚证。
癌症的放、化疗，不可避免地合并放射性反应与损伤。放、化疗过程中，对机体正常组织带来不可避免地损坏，白细胞下降是最常见的症状之一。放化疗后，机体出现的症状，多属于“热毒伤阴”所致，因此治疗上多以清热解毒，益气养阴为主。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大病术后气血受损，继而放化疗，更伤津耗气，损伤脾胃。该患者已进行放化疗5次，腹泻、气短、懒言为气虚之象，面色失华白细胞减少为血虚之征。先生用滋补汤治之，寓在气血双补，脾胃同调。方中四君子汤合生黄芪健脾益气；四物汤合枸杞子、大枣补血；以陈皮、木香、焦曲行气消食和胃，因此可见患者药后腹泻止。患者在放化疗过程中，通过中药配合，改善机体气血失衡的状态，使血细胞维持在正常水平，使放、化疗得以继续进行。先生在临证中非常重视保胃气，提出“大病必顾护脾胃”，此病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和为扶正，解为散邪”
张某，女，56岁。2005年12月22日初诊。
左上腹隐痛3个月，常因饮食不调而发作。
初诊：患者3个月来，一旦饮食稍有不适，即出现左上腹隐痛，到北京朝阳医院消化科做胃镜检查结果：慢性浅表性胃炎。腹部B超：脂肪肝，肝多发囊肿。甘油三酯370mg/dl。服西药效果不佳。患者现腹痛，口苦，纳可，厌油腻，二便调；舌质红，苔略厚，脉弦平。诊为胃脘痛（慢性浅表性胃炎）：肝胃不和证。治法：舒肝和胃。方拟和肝汤加减。
处方：当归9g，白芍9g，党参9g，北柴胡5g，茯苓9g，陈皮10g，香附6g，炒白术9g，法半夏6g，焦神曲6g，苏梗6g，大枣4个，佛手6g，砂仁5g，白豆蔻3g，炙甘草6g，薄荷（后下）5g。12剂，水煎服，日1剂。
复诊：患者药后腹痛缓解。食纳可，二便调。刻下自觉脐周不适，恶心，时头晕；舌苔白，脉平缓。继用和肝汤调理。
处方：当归6g，白芍6g，陈皮10g，法半夏5g，茯苓12g，薄荷（后下）5g，香附6g，炙甘草5g，干姜2g，焦神曲6g，苏梗6g，大枣4个，莱菔子6g，郁金6g，炒谷芽15g。12剂，水煎服，日1剂。
按语：肝主疏泄，肝气郁滞不疏，气机阻滞，逆乘脾胃，胃失和降，不通则见上腹隐痛。肝胆互为表里，肝气郁滞，久郁化火，肝火上炎则口苦。舌质红，苔略厚，脉弦平均为肝胃不和，久郁化火之征。方和谦认为止痛离不开芳香行气类药如藿香、佩兰、菖蒲、焦曲麦等，急性疼痛用承气汤，一般痛可用郁金、香附、苏梗、薄荷、吴茱萸等。上法可加焦曲麦以健脾消食。
此案因饮食不调引起胃脘痛，用和肝汤舒肝和胃治之。方中柴胡、薄荷、香附、佛手、郁金疏肝解郁，理气止痛；芍药、甘草和中缓急止痛；当归、大枣养血和血调中；党参、茯苓、白术健脾培中；砂仁、白豆蔻、陈皮、枳壳、苏梗温中化湿，行气止痛；焦神曲、炒谷芽健胃消食。全方理气和胃止痛，对肝胃不和型慢性浅表性胃炎确有良效。
国医大师方和谦 (3)
（三）善用和法，提出“和为扶正，解为散邪”的精辟见解先生受少阳病用和解法的启发，将这一认识“扩展到脏腑之间、上下之间、气血之间、阴阳之间，凡是有邪气侵袭，正气不足，邪正交错的状态，均可运用和解法来治疗”。自创的“和肝汤”即是这方面的代表方剂。
1.“和解法”的作用基础
先生认为无论脏腑气血失调，还是邪正相互影响，总是引起阴阳失调。故调和阴阳乃是治疗的基本出发点，而“和解法”则是调和阴阳的重要治疗方法。先生认为气血既是脏腑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亦是病理变化的依据，故历来把调养气血作为摄生之首务，论治之中心。他还认为，脏腑功能之正常，不仅在于气血充盛，而且贵在气血通调。
2.“和解法”的临床意义
和解法是指和解表里，疏通气血，协调上下，调整全身脏腑功能的一种治法。应用和解法，一则使失调之脏腑功能得以恢复，二则使入侵的寒热之邪能够透达，逆乱的气机恢复正常之升降出入。故和法的应用十分广泛，凡伤寒邪在少阳，瘟疫邪伏膜原，温热病邪留三焦，以及肝胃不和、肝脾不和、气血不和等，都可以用之。因此，其用法很多，常用的如和解少阳、开达膜原、分消上下、调和寒热、两和肝脾、疏肝和胃等等，皆属于和解法范畴。
3．对“和解法”的深入认识及创新
先生对“和解法”之应用极为重视，亦十分广泛，经多年潜心研究和临床实践，提出“和为扶正，解为散邪”的精辟见解。扶正，即为调理脏腑功能之正气，散邪实际是针对外来寒热之邪和失调之气机而言，这一观点是先生对“和解法”的深入认识及创新，反映了先生重视扶正培本的治疗原则以及气机升降出入在病机变化中重要地位的学术思想。
对“和解”的理解，先生认为：“和，如一加二等于三，三加二等于五，是大小二数之和。解，为解开、解放、解散。所以这个和解二字只能作为加加减减，改善人体的体质和疾病的不良状态，而不能够认为是正气与邪气和解了，二者是敌我矛盾，邪正之间不可能和解。”并认为“药无和解之药，方有和解之方”，因为“药具一性之偏，热者寒之，寒者热之，虚则补之，实则泻之，不虚不实，以经取之。如人们常用的生姜、草、枣这是补药，可以调和营卫，而不是和解药”，“而和解之方都是调其寒热，适其寒温，以达其所，通过和解调理，扶正以祛邪，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如和解剂之主方小柴胡汤，功为和解少阳，实可调理脏腑，方中柴胡透达少阳半表之邪，黄芩清泄少阳半里之热，合姜夏以和胃降逆，伍人参、甘草、大枣以扶正达邪，其严谨科学的配伍体现了小柴胡汤和解少阳，调理气机，扶正以祛邪的内涵。其他的和解剂，皆师其法而加减化裁得来，如调和肝脾的四逆散、逍遥散、痛泻要方；调和肠胃的半夏泻心汤、黄连汤；调和肝胆的蒿芩清胆汤等等。故先生认为，和解之法其组方均属补泻兼施，苦辛分消，寒热并用以调理气机为宗旨，郁结者疏之，滞窒者调之，横恣者柔之，蕴热者清之，从而达到扶正散邪调和阴阳之目的。这也就是先生把和解法概括为“和为扶正，解为散邪”的真正含义。
4.“和解法”重在调理血气
“血气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而血气贵在疏通，所谓“血气不和，而病乃变化而生”。正如朱丹溪所说“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百病生焉”，故气血失和是疾病的基本病理变化。而在气血调达中，又以调畅气机为要。气机的升降出入，是人体维持正常生理功能的保证。先生在深入理解《内经》气机升降思想的基础上，以和解法调理脏腑的气机升降，使之通畅顺遂，达到扶正祛邪、平衡阴阳的目的。和为扶助正气，是有调补气血的作用，解为散邪，不仅解除外邪，且使郁滞之气血疏通调畅，起到祛邪的作用。故和解法重视调理气机是其重要的作用机制之一。
5.调和气血，重在调理肝脾
在脏腑气血的调达中，先生特别强调肝脾二脏的调和通达。
调和肝脾，当以条畅气机为要。凡肝气失和者，先生常用“和肝汤”治疗，是在逍遥散的基础上，不仅加补气之党参，且加用行气之香附、苏梗；而其常用的“滋补汤”则在八珍汤基础上加用官桂、木香、陈皮，亦是调理气机之用。
调和肝脾，有气血之辨。有偏气分者，有偏血分者，气分有虚有郁，血分有瘀有虚，均当辨析。气血之中又有阴阳，且有在脾在胃的不同，故肝脾不和之证须具体分析。偏于血分者宜用逍遥散或和肝汤加减；偏于气分者，则多为肝胃不和，宜用柴胡疏肝散或和肝汤加陈皮、半夏、砂仁、豆蔻之属。肝火伤及胃阴，加用沙参、生地、麦冬等。先生认为内伤杂病多有肝脾气血失调之变，虽然六淫七情夹杂为患，病情错综复杂，必须密切注意肝脾不和这个常见的病机变化。
6.善用和法，创制“和肝汤”
［方源］“和肝汤”为方和谦教授自创的经验方，来源于《和剂局方》“逍遥散”化裁。先生在此方的基础上加用党参、香附、苏梗、大枣四味药，使其和中有补，补而不滞，既保留了逍遥散疏肝解郁、健脾合营之内涵，又加重了培补疏利之特色，从而拓宽了逍遥散的用途。
［组成］ 当归12g 白芍12g 白术9g 柴胡9g 茯苓9g 生姜3g
薄荷（后下）3g 炙甘草6g 党参9g 苏梗9g 香附9g 大枣4枚
“和肝汤”的组成有三个特点: 其一，本方以当归、白芍为君药，养血柔肝。肝为刚脏，体阴而用阳，以归芍阴柔之品涵其本。其二，本方以柴胡、薄荷、苏梗、香附为臣药，柴胡、薄荷疏肝以解郁，加入苏梗、香附不仅降肝之逆，且能调达上、中、下三焦之气，四药合用有疏肝解郁，行气宽中之功，此所谓“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以辛散之剂遂其性。其三，本方以参、苓、术、草四君为佐药，甘温益气，健脾和胃。既遵仲景“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之旨，又收“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之用，达到以甘温缓急杜其变的目的。上述特点使“和肝汤”成为一个调和气血，疏理肝脾，体用结合，补泻适宜的方剂，在临床上广泛应用于肝脾失和的病证。
［主治］肝郁血虚，脾胃失和，两胁作痛，胸胁满闷，头晕目眩，神疲乏力，腹胀食少，心烦失眠，月经不调，乳房胀痛，脉弦而虚者。
［加减原则］以肝郁脾虚，气血失调为主证，根据兼证的寒热虚实加减用药。
国医大师方和谦 (2)
4.应用补法注意事项先生临证以补益脾肾、调和阴阳，扶助正气见长，善用补法治疗虚证和虚实夹杂证，对补法的应用提出几点注意事项。
（1）明辨虚实：注意所谓“大实有羸状，至虚有盛候”，不要为假象所迷惑，勿犯虚虚实实之戒。
（2）根据病情选择补法：如病势急迫，气血暴脱，宜选择峻补，且宜补足，使药效持续，方能挽救于万一。否则药性一过，元气复脱，则功亏一篑。先生在诊治虚损重症时，常以独参汤单煎顿服。而对于慢性久病，则宜用缓补之法，须日积月累，至一定时日，始建功效，切不可急于求成，一见罔效则半途而废。
（3）防治补药之弊：壮阳之剂，久用易生虚火，用时宜少佐柔润之品；滋阴之品，多用腻膈碍胃，应酌加理气和胃之药。务使补气不壅中，养阴不碍胃。
（4）注意虚不受补。有些病人，纵属虚衰当补，然个人体质，特别是脾胃甚虚，或有虚火滋生，虽虚而不受补，当缓缓图之，或少佐清解之品，慢慢收功，总要注意顾护胃气。
（5）食养结合：先生认为，扶正培本不可专恃药饵。《素问•脏气法时论》曰：“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主张服药与饮食配合得当，则可补益精气。故先生对慢性病人投药每每嘱其服2剂或4剂停1天，以调养为主，有利于胃气的恢复。而常有患者向其咨询如何服补药，先生多以饮食多样，顺其自然，以“食补”不以“药补”告之。
5.扶正培本，创制“滋补汤”
［方源］先生在《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篇》补法九方的基础上，加以概括总结，自拟“滋补汤”作为补虚扶正的基本方剂。本方由四君子汤合四物汤化裁而来，在两方的基础上，减川芎，加官桂、陈皮、木香、大枣四味，集脾肾气之补于一身，又具疏通之性，有阴阳双补，气血两滋之功。
［组成］滋补汤药物组成：
党参9g，白术9g，茯苓9g，甘草6g，熟地黄12g，
白芍9g，当归9g，官桂3g，陈皮9g，木香5g，大枣4个。
方中用四君子汤之党参、茯苓、白术、炙甘草补脾益气，培后天之本；四物汤之当归、熟地、白芍滋阴补肾，养血和肝固先天之本；佐官桂、陈皮、木香、大枣温补调气，纳气归元。全方既有四君四物之气血双补之功，又有温纳疏利之力，使全方补而不滞，滋而不腻，补气养血，调和阴阳，养心健脾，柔肝和胃，益肺补肾面面俱到，又以顾护先后天之本为先，更以调补中焦为主，所用之药看似平常，实则配伍严谨、立法有度，其专为虚证而设，不管临床表现如何，但见气血不足，五脏虚损之候，即可灵活加减应用，恢复脏腑功能、改善临床症状。
［主治］气血不足，五脏虚损，各种贫血证、中风后遗症、肾功能衰竭、心功能不全、癌症术后或放化疗后等虚损重症。
［加减原则］以脏气虚损，气血不足为主证，根据兼证的寒热虚实加减用药。
国医大师方和谦 (1)
方和谦，男，汉族，1923年12月出生，全国著名中医学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主任医师、教授，1948年8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是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注：此提法见1990年国家中医局发的文件）指导老师、获“首都国医名师”、“国医大师”荣誉称号。先生从事中医内科临床工作六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尤其擅长治疗咳嗽、中风、心悸、眩晕、发热等内科杂病。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总结和创制了“和肝汤”、“滋补汤”等有效方剂，广泛应用于临床诊治内、外、妇等各科杂病，取得了显著的临床疗效。先生以其卓越的临证思辨能力和勤求博采的广阔胸怀，形成了独特的学术思想与诊疗思路。
一、生平概述
先生1923年出生在山东烟台莱州的中医家庭，自幼（12岁）随父习医。19岁（1942年）考取医师资格，开“方和谦诊所”行医。1952年参加卫生部举办的“中医学习西医学习班”学习西医知识两年。1952年至1953年在北京双桥砖厂任职员，1954年至1958年在北京市卫生局中医科任科员，主管中医师资格的审批，参与北京市中医医院及综合医院中医科的组建工作。1958年调往北京中医医院任内科医师、教研组组长，兼任北京中医进修学校伤寒教研室组长，教授《伤寒论》课程。其间曾带第一、二届西学中医班学员的实习，在乙脑流行期到第一、二传染病院查房，参与乙脑的救治工作。1968年到北京朝阳医院中医科任科主任、主任医师，兼任首都医科大学的教授职务。1993年批准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1年至2004年先后担任三批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导师。从1978年起曾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中华中医学会内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红十字会理事、北京中医药学会会长、北京市科协常务委员、北京中医杂志常务编委、北京中医学院顾问等职。2009年1月被选为“首都国医名师”，2009年4月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选为“国医大师”。
二、学术思想和思辨特点
先生勤于实践，善于思考，在其六十余载的行医生涯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成就了他独到的学术见解，不断有所创新。他认为中医学为哲理医学，重视人和自然的统一，形成“燮调阴阳，以平为期”的生理观；遵循治病求本的思想，强调正气为本，扶正以祛邪的治疗观；他熟读精研《伤寒论》，深刻理解仲景学说，不仅掌握其基本要领，而且学以致用，有所发挥，正确指导临床实践。他重视先后天之本的理论，长于运用补法，尤其善于调理脾胃；他提出“和为扶正，解为散邪”的独到见解，大大拓宽了和解法的应用范围；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他总结和创制了“和肝汤”、“滋补汤”等有效方剂，广泛应用于临床诊治内、外、妇等各科杂病，取得了显著的临床疗效。
（一）“燮调阴阳，以平为期”的生理观
先生受哲理医学的影响，对阴阳学说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识。“阴阳者，天地之道也”，先生认为阴阳既是天地变化的共同规律，也是人体内在的基本规律。先生认为治病的根本目的，主要是调整人体阴阳的偏盛偏衰，促成“阴平阳秘”，以恢复和保持阴阳的相对平衡。先生在临证施治时，特别注重用“调和阴阳”、“以平为期”为基本法则来指导临床实践，形成了自己的治疗思想。如他提出和解法，即“和为扶正，解为散邪”的观点，就是通过和解、调和，使表里寒热虚实的复杂证候、脏腑阴阳的偏盛偏衰归于平复，以达到祛除病邪恢复健康的目的。以及他创制的“和肝汤”、“滋补汤”等经验方，均是在《内经》“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的思想指导下，重在调整阴阳形成的有效方剂。
（二）“正气为本，扶正以祛邪”的治疗观
先生认为邪正斗争是影响阴阳平衡的关键，故临床辨证立法，以邪正斗争为中心，着眼于扶正以祛邪，以恢复人体正常的生理状态，从而形成了正气为本，扶正以祛邪的治疗观。
在邪正斗争方面，先生强调应以正气为本，而尤为重视脾肾在脏腑活动中作为先后天之本的重要作用。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他善于应用“扶正培本”法顾护人体正气，他曾明确指出：“治病之关键在于扶正培本，扶正就是扶助正气、补益气血阴阳；培本就是培补脾肾，恢复脏腑正常的生理功能。”先生应用扶正培本法治疗疾病要点有三，即益气血重在补脾胃、补阴阳应当益肾、补脏腑注意五行相生。
1.益气血重在补脾胃
先生认为补益气血，必须从补脾和胃，培补后天之本入手，故临证总以“调补脾胃之气”为准则，达到补益气血，扶助正气的目的。研究伤寒之治，其制方用药概括起来“保胃气，存津液”是其特点。因此先生治病用药极为重视“顾护胃气”，提出“大病体虚，重在培中”，“大病必顾脾胃”的观点。在他治病的方剂中经常见有炒谷芽、香稻芽、焦神曲、炒莱菔子、砂仁、鸡内金、百合、麦冬、玉竹、石斛、大枣、甘草等和中养阴益气之品。对于久病虚证及老年人感受外邪的治疗，先生更强调“虚人病表建其中”，顾护胃气即可扶正祛邪。但用药需循序渐进，药性平和，用量宜轻，不温不燥，不滞不腻，不攻不泻。他认为通过保胃气，可使脾胃健运，肺气调畅，肝气和解，肾气充盈，五脏安康。先生治热病，遵吴氏“存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的思想，视养阴保津为其重要原则。提出“治伤寒注意存津，治温病重在养阴”，在解表透热或清热解毒剂中，常加入花粉、玉竹、麦冬、百合、石斛等药以顾护津液，皆是重视脾胃的具体体现。
2.补阴阳应当益肾
治疗阴阳虚衰之证，先生认为应当注意益肾。凡阳虚之证，无论卫阳、心阳、脾阳，均与肾阳有关，治疗均应适当温肾之阳；凡阴虚之证，无论心、肺、肝、胃之阴，均易涉及肾阴，治疗中当据证滋肾之阴。且应注意阴阳互根的关系，所谓“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先生对于五脏虚衰之证自制“滋补汤”，乃以四君、四物加肉桂等，脾肾两补，而经过加减用于各种虚证治疗，反映了先生重视脾肾的学术见解。
3.补脏腑注意五行相生
在各脏腑的相互滋生中，先生认为最重要莫过于先后天之本的作用。因为脏腑之生机在肾，补养在脾。故先生临证诊病，必先察脾胃是否健旺，继思气化是否正常。脾胃不和则先调脾胃，方能为进一步治疗创造条件，在后期则多考虑益肾。一般脏腑失调，脾肾俱虚时，先生先补脾以资化源，后益肾以固根本。基于以上认识，先生遵扶正培本之大法，将脾肾阴阳气血融为一体，创制“滋补汤”，以益气养血，补益脾肾，顾护阴阳为宗旨，临证中为补法之基本方剂，广泛应用于气血两虚，阴阳失调的病证，治疗各种疾患，屡见奇效。
法宗伤寒 经方新用 - 方和谦
◆他出身京城中医世家，父亲方伯屏、兄长方鸣谦皆名中医
◆他精通伤寒，却不自诩为经方派，主张经方和时方合用，自创多张经验方
◆他对京剧、象棋、美食样样爱好，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
初见方和谦，是在北京朝阳医院的特需门诊里。此时他正与带教的青年医师探讨一个临床教案。方和谦在讲解桂枝汤的临床应用时，不时引用《伤寒论》中的原文，如数家珍，脱口而出。如果不是亲眼所见，难以相信眼前这位精神矍铄、思路清晰的国医大师竟然已有86岁高龄。
在北京中医界，提起朝阳医院，人们会不约而同地提到方和谦的大名。他在患者的心中是老专家、好医生，在科室同事的心中是好领导、好前辈、好老师。他在北京及全国的名望，来自于他渊博的学识、高超的医技、谦和的人品，他一直以“医疗战线上的一名小兵”自居，一句“老牛已知夕阳晚，不待扬鞭自奋蹄”让人对他孜孜不倦、勤于治学的奋斗精神敬佩不已。
医术精湛堪为大医
他处方用药，药少力专，一服药通常几块钱；开汤药十分注重口感，尽量不用太苦或太难闻的药。病人称赞“方老药味少，味道不难喝，还解决问题”。
方和谦的医术在中医界有口皆碑。北京许多综合医院在危重病人治疗无效时，常请方和谦会诊，他独到的医术使许多疑难病患者起死回生、转危为安。他擅长医治各种疑难杂症，60余载的行医生涯中，救治过的患者不计其数。1958年在北京中医医院行医，到1968年调至北京朝阳医院中医科及现在的特需门诊。
几年前，一位81岁的老人长期患糖尿病，出现严重的并发症糖尿病足，来到朝阳医院找到方和谦。老人左脚趾亚急性坏死，脚趾呈黑紫色已1月有余，行动十分困难。西医认为只有截肢。老人和家属处在两难之中。后经人介绍，老人找到了方和谦求诊。方和谦仔细询问后，确认此病皆因元气不足、气阴两虚引起。遂投以自创的“滋补汤”以培补元气、扶正祛邪。两周后，患者用完方和谦的12服“滋补汤”后，四肢浮肿均有好转。6周后，患者组织坏疽痊愈。再来院就诊时，但见老人面色红润，活动自如，已可以缓慢行走。
方和谦的医术不仅在国内具有很高的声望，国外一些华人朋友也常常慕名而来。
2004年，他接诊了一位美籍华人姜先生。姜先生9年来持续腹泻、腹痛、便血，在美国被诊断为“克隆氏病”。姜先生在美国就诊西医，治疗近两年均不见起色。美国医生表示无药可治，建议姜先生手术治疗。姜先生回国后在多家医院求助于中医，服用各类方剂1年多，但仍未痊愈。方和谦见其形体消瘦，问诊得知患者腹痛、腹胀、大便溏泻多年。病人的钡餐造影检查结果为：回肠节段性狭窄，假性憩息室形成。方和谦确诊其证候为脾气亏虚，湿停气阻。随后，对症用药，采用参苓白术散组方健脾化湿，香连丸理气止痛，1周后姜先生再次来就诊时，病情明显好转。两年间，姜先生坚持打“飞的”往返于两国，每次回国前都随行带六七十服方和谦开的中药，最终疾病痊愈，令美国医生称奇不已。
方和谦常教导身边弟子，“患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医乃仁术也”。患者不论职位高低、贫富亲疏，都要一视同仁、高度负责。方和谦84岁时，仍每周出5～6天门诊，每次要接待30个病人左右，其精神令年轻人钦佩。
他处方用药，药少力专，绝无大处方，很少用犀角、羚羊角、麝香等贵重药，力求简、便、廉解决问题，一服药通常才几块钱，最多十几块钱；方和谦用药特别注意顾护脾胃，每每加生稻芽、焦神曲等“保胃气，存津液”；开汤药时十分注重口感，太苦或太难闻的药尽量不用。病人称赞“方老的药药味少，味道不难喝，还解决问题”，“坐在这儿病就好了一半”。
法宗仲景不泥其方
方和谦精通伤寒，却不自诩为经方派，他主张经方和时方合用。上世纪60年代他主编的《北京市流行性乙脑炎治疗纪实》，当时北京各医院的中医医生人手1册，产生广泛影响。
方和谦坚持弘扬仲景学术、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他认为21世纪中医学术的发展，不能墨守陈规，只有在深刻领会仲景学术的基础上，才能融会贯通，灵活运用，所谓师其法而不泥其方。方和谦精通伤寒，却不自诩为经方派。他主张经方和时方合用，用之得当，效如桴鼓；且经方有限，满足不了疾病谱的发展需要，要靠时方来补充。他对古方学以致用并有所创新，如《金匮要略》治疗“虚劳虚烦不得眠”用酸枣仁汤，方和谦又从“竹皮大丸”方中取竹茹、白薇二味药加入，对阴虚脏燥的失眠有良效。
他善用“和法”，强调正气为本、扶正以驱邪的治疗观，提出“和为扶正，解为散邪”的精辟见解，并独创“滋补汤”、“和肝汤”，在临床中为很多危重患者解除了病痛。
方和谦倡导中西医结合，优势互补。中医学术、西医学术都需要古为今用、精益求精，二者可以相互补充，但绝不是相互凑合。作为一名现代中医，可以利用现代医学诊查手段，配合四诊合参，有利于中医诊断；但不能唯检查论，丢弃辨证论治。中医和西医对疾病的认识、归类、诊断等各有自己的观点，不顾客观实际、生搬硬套的“对号入座”是对中西医学的亵渎，不但治不好病，还会贻误病情。
1956年夏季，一场突如其来的流行性乙脑肆虐北京，作为北京市卫生局中医科的一员，方和谦投入到乙脑的抢救治疗中。北京市卫生局采用1955年石家庄用“白虎汤”治乙脑的经验，竟然效果甚微，最后请来中国中医研究院的蒲辅周先生和岳中美先生指导会诊。蒲老认为，1955年为燥火当令，阳明内热，故用“白虎汤”有效；而1956年雨水多，湿气重，应用芳香化浊、透表散邪治疗。蒲辅周采用藿香正气散组方，使该病疗效达到90%以上，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乙脑病的诊治，给方和谦上了终生受益的一课。他进一步体会到在学术上只有实事求是，不能脱离辨证论治，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对风寒暑湿燥火六淫治病的分证掌握上，要灵活运用，不可固执己见。为总结乙脑治疗经验，1957年，方和谦主编了《北京市流行性乙脑炎治疗纪实》手册，书中收集了200多个病案，由北京市卫生局印制200册，发至各医疗单位。当时，北京各医院的中医医生人手一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之后他又主编了《燕山夜话》等书。
2003年3月非典暴发，方和谦认为中医药应有所发挥，4月份就向北京朝阳医院中医科及院党委请命。上级顾及其80高龄，未批准其去非典一线的请求。即使留在医院，在非典高峰期，方和谦仍坚持出门诊、查病房。他拟好预防处方发放到医院医务人员手中，说“没有什么好怕的”，让身边的医务人员深受教育和鼓舞。作为国家级老中医专家，方和谦积极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建方献策，并认为非典不同阶段有夹寒夹湿的区别，仍需辨证论治，为战胜非典立下了一份汗马功劳。
几经风雨不改初衷
方和谦曾一度不能行医，在一家砖厂做工。砖厂厂长说：“你烧砖不在行，你喜欢医生这个职业，你还是去做医生吧。”
方和谦1923年出生于山东烟台，父亲方伯屏是京城十大名医之一。方和谦自幼便接触到大量中医典籍。在接受了两年私塾教育之后，从初中起，方和谦参加了父亲在家开办的三期中医讲习班，学习了《医学三字经》、《内经》、《伤寒论》等医学专著。在反复诵读学习中，方和谦从少年起就打下了坚实的中医基础。同时，在父亲的诊所里随父行医，替父亲作开诊准备，为前来就诊的病人换药，抄方佐诊，边干边学。
16岁那年，一位60多岁的老人生“项痈”久溃不愈，仔细切脉问诊后，方伯屏采用了《备急灸方》中“骑竹马灸法”，即病人架空骑在一根包裹着棉被的竹杠上，两边有两个人架住病人，用点燃的艾绒熏烤疮口。这种少见的疗法让一旁随诊的少年方和谦感到不可思议，然而令他惊奇的是，灸10壮以后，患者疮口竟结痂痊愈了。
中医治病之神奇进一步坚定了方和谦继承家学的行医志向。除了将大量医学经典背得烂熟于心外，父亲所撰的《医家秘奥》及3本医学笔记也是他宝贵的学习资料。他每天随父临诊6小时后，坚持读书3小时。至今方和谦对《伤寒论》397篇113方，仍然倒背如流。
1942年，19岁的方和谦参加了北京市卫生局中医考试。面试答辩时，主考官口试提问：“中药为何能治病？”这道题听来颇有难度，学生所作答案也是五花八门，难倒过不少人。方和谦略加思索，从容不迫地对答：“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久而增气，物化而常也。”他将《内经》的相关经文脱口背出，对此简洁而精辟的回答，老师给了满分。考试后，方和谦获得了执业资格，“方和谦诊所”随之挂牌，开始了独立行医的生涯。
方和谦概括自己的行医历程为“风风雨雨”。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医药也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然而，由于政治原因，中医药走过了一段艰难而曲折的历程。这段时期，方和谦在私营油庄做过店员，在双桥砖厂当过工人，但他牢记父亲遗训“不谋其他职业，仍当业医工作”。
幸运的是，砖厂厂长特别照顾方和谦，他说：“你烧砖不在行，你喜欢医生这个职业，你还是去做医生吧。”当时，在北京西四附近有一个中医学习西医的进修班，厂长便送方和谦去那里学习。当今国内名老中医干祖望、焦树德、路志正等均曾先后在此班学习，方和谦是第九班的学员。
他从此接触了西医生理、病理基础课及传染病、内科、妇科、儿科等临床课程。用方和谦的话说，学习西医是“歪打正着”，在进修班他不仅学到了西医知识，填补了学科空白，还有了西医职业资格，为今后的中西医结合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桃李芬芳诲人不倦
为启发西医学生对中医的兴趣，他格外注重讲课的艺术性和趣味性，把与中医学有关的诗词、歌赋引用到教学中，频频引来学生钦佩的目光。
1954年方和谦结束了个体行医生涯，调入北京市卫生局中医科工作，两年后调入北京中医医院，兼任北京中医进修学校伤寒教研组组长。在教育岗位上，方和谦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了在教学中更好地考据求源、引经据典，他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内容逐字逐句剖析，深入图书馆，凡有关《伤寒论》的百家注解，如柯韵伯、尤在泾等人的著书均借阅过。《伤寒论》397篇，篇篇有自己撰写的讲稿。讲内科医案学时，他翻阅了《王旭高医案》、《薛立斋医案》、《名医医案》等大量医案，授课时将之与《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理论有机结合起来，并结合临床实际，深入浅出，纵横贯通，令学生茅塞顿开。
从1968年到北京朝阳医院任中医科主任起，方和谦同时承担了首都医科大学的教学工作。为启发西医学生对中医的兴趣，他格外注重讲课的艺术性和趣味性。学生评价他的课“文化底蕴丰富”，在课堂上他旁征博引、涉猎广泛，包括与中医学有关的诗词、歌赋都引用到教学中，频频引来学生钦佩的目光。
在学术上方和谦对学生毫无保留、无私奉献，在生活中对学生平易谦和、关怀备至。他培养的中专生、大学生、进修生和西学中医生，遍布海内外，许多都已成为中医药事业的栋梁和骨干。1991年至2008年，方和谦先后担任了第一、二、三、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2007年11月，北京市中医管理局批准建设“方和谦名老中医工作室”，为启发后学，方和谦不顾85岁高龄，主动请缨，在“名医大讲堂”中给学生和青年医师们系统讲解《伤寒论》。方和谦说，中医经典著作百学不厌，告诫学生要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而且身体力行，活到老，学到老。
他的弟子告诉记者，在生活中，方和谦是一个极有生活情趣的人：京剧、象棋、麻将样样爱好，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他是一位美食家，在饭店遇到可口的饭菜一定要学为己用。方和谦说药食同源，做饭和处方有异曲同工之妙。好菜讲究主料和辅料，放什么、放多少、怎么搭配，才能使菜品色香味俱全。逢年过节，他是家里的“掌勺大厨”，烧得一手好鲁菜，“糟溜鱼片”、“红烧肘子”等拿手菜让尝过的弟子们竖起大拇指。
方和谦思想开明，对新鲜事物乐于接受。年轻时曾学习日语4年，如今闲暇时喜欢读读日语，弟子们戏称老师的发音是“大阪味的”。80多岁的他还学英语，手机短信发得“很溜”。老人至今骑残疾人摩托车上下班、载着老伴去菜场买菜，甚至还一度向往要拥有机动车驾驶证。
采访即将结束时，方和谦对记者说：“医生是一个高尚的职业，应该在内心修养和道德上，有一个更高的境界。我现在80多岁了，越学越感觉自己的知识太少，甚至是一个小学生，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资料采集、传承、研究……”
方和谦小传
1923年生于中医世家，12岁随父行医，19岁取得医师资格。
1954年～1958年在北京市卫生局任科员。
1958年调入北京市中医医院任内科医师、教研组组长，兼任北京中医进修学校伤寒教研室组长。
1968年～1999年任北京朝阳医院中医科主任、主任医师，兼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
1993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1991年～2008年，先后担任第一、二、三、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1998年起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仲景学说分会副主委、北京市中医药学会理事长、北京市科协常委、北京市红十字会理事等职务。
◆他精通伤寒，却不自诩为经方派，主张经方和时方合用，自创多张经验方
◆他对京剧、象棋、美食样样爱好，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
初见方和谦，是在北京朝阳医院的特需门诊里。此时他正与带教的青年医师探讨一个临床教案。方和谦在讲解桂枝汤的临床应用时，不时引用《伤寒论》中的原文，如数家珍，脱口而出。如果不是亲眼所见，难以相信眼前这位精神矍铄、思路清晰的国医大师竟然已有86岁高龄。
在北京中医界，提起朝阳医院，人们会不约而同地提到方和谦的大名。他在患者的心中是老专家、好医生，在科室同事的心中是好领导、好前辈、好老师。他在北京及全国的名望，来自于他渊博的学识、高超的医技、谦和的人品，他一直以“医疗战线上的一名小兵”自居，一句“老牛已知夕阳晚，不待扬鞭自奋蹄”让人对他孜孜不倦、勤于治学的奋斗精神敬佩不已。
医术精湛堪为大医
他处方用药，药少力专，一服药通常几块钱；开汤药十分注重口感，尽量不用太苦或太难闻的药。病人称赞“方老药味少，味道不难喝，还解决问题”。
方和谦的医术在中医界有口皆碑。北京许多综合医院在危重病人治疗无效时，常请方和谦会诊，他独到的医术使许多疑难病患者起死回生、转危为安。他擅长医治各种疑难杂症，60余载的行医生涯中，救治过的患者不计其数。1958年在北京中医医院行医，到1968年调至北京朝阳医院中医科及现在的特需门诊。
几年前，一位81岁的老人长期患糖尿病，出现严重的并发症糖尿病足，来到朝阳医院找到方和谦。老人左脚趾亚急性坏死，脚趾呈黑紫色已1月有余，行动十分困难。西医认为只有截肢。老人和家属处在两难之中。后经人介绍，老人找到了方和谦求诊。方和谦仔细询问后，确认此病皆因元气不足、气阴两虚引起。遂投以自创的“滋补汤”以培补元气、扶正祛邪。两周后，患者用完方和谦的12服“滋补汤”后，四肢浮肿均有好转。6周后，患者组织坏疽痊愈。再来院就诊时，但见老人面色红润，活动自如，已可以缓慢行走。
方和谦的医术不仅在国内具有很高的声望，国外一些华人朋友也常常慕名而来。
2004年，他接诊了一位美籍华人姜先生。姜先生9年来持续腹泻、腹痛、便血，在美国被诊断为“克隆氏病”。姜先生在美国就诊西医，治疗近两年均不见起色。美国医生表示无药可治，建议姜先生手术治疗。姜先生回国后在多家医院求助于中医，服用各类方剂1年多，但仍未痊愈。方和谦见其形体消瘦，问诊得知患者腹痛、腹胀、大便溏泻多年。病人的钡餐造影检查结果为：回肠节段性狭窄，假性憩息室形成。方和谦确诊其证候为脾气亏虚，湿停气阻。随后，对症用药，采用参苓白术散组方健脾化湿，香连丸理气止痛，1周后姜先生再次来就诊时，病情明显好转。两年间，姜先生坚持打“飞的”往返于两国，每次回国前都随行带六七十服方和谦开的中药，最终疾病痊愈，令美国医生称奇不已。
方和谦常教导身边弟子，“患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医乃仁术也”。患者不论职位高低、贫富亲疏，都要一视同仁、高度负责。方和谦84岁时，仍每周出5～6天门诊，每次要接待30个病人左右，其精神令年轻人钦佩。
他处方用药，药少力专，绝无大处方，很少用犀角、羚羊角、麝香等贵重药，力求简、便、廉解决问题，一服药通常才几块钱，最多十几块钱；方和谦用药特别注意顾护脾胃，每每加生稻芽、焦神曲等“保胃气，存津液”；开汤药时十分注重口感，太苦或太难闻的药尽量不用。病人称赞“方老的药药味少，味道不难喝，还解决问题”，“坐在这儿病就好了一半”。
法宗仲景不泥其方
方和谦精通伤寒，却不自诩为经方派，他主张经方和时方合用。上世纪60年代他主编的《北京市流行性乙脑炎治疗纪实》，当时北京各医院的中医医生人手1册，产生广泛影响。
方和谦坚持弘扬仲景学术、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他认为21世纪中医学术的发展，不能墨守陈规，只有在深刻领会仲景学术的基础上，才能融会贯通，灵活运用，所谓师其法而不泥其方。方和谦精通伤寒，却不自诩为经方派。他主张经方和时方合用，用之得当，效如桴鼓；且经方有限，满足不了疾病谱的发展需要，要靠时方来补充。他对古方学以致用并有所创新，如《金匮要略》治疗“虚劳虚烦不得眠”用酸枣仁汤，方和谦又从“竹皮大丸”方中取竹茹、白薇二味药加入，对阴虚脏燥的失眠有良效。
他善用“和法”，强调正气为本、扶正以驱邪的治疗观，提出“和为扶正，解为散邪”的精辟见解，并独创“滋补汤”、“和肝汤”，在临床中为很多危重患者解除了病痛。
方和谦倡导中西医结合，优势互补。中医学术、西医学术都需要古为今用、精益求精，二者可以相互补充，但绝不是相互凑合。作为一名现代中医，可以利用现代医学诊查手段，配合四诊合参，有利于中医诊断；但不能唯检查论，丢弃辨证论治。中医和西医对疾病的认识、归类、诊断等各有自己的观点，不顾客观实际、生搬硬套的“对号入座”是对中西医学的亵渎，不但治不好病，还会贻误病情。
1956年夏季，一场突如其来的流行性乙脑肆虐北京，作为北京市卫生局中医科的一员，方和谦投入到乙脑的抢救治疗中。北京市卫生局采用1955年石家庄用“白虎汤”治乙脑的经验，竟然效果甚微，最后请来中国中医研究院的蒲辅周先生和岳中美先生指导会诊。蒲老认为，1955年为燥火当令，阳明内热，故用“白虎汤”有效；而1956年雨水多，湿气重，应用芳香化浊、透表散邪治疗。蒲辅周采用藿香正气散组方，使该病疗效达到90%以上，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乙脑病的诊治，给方和谦上了终生受益的一课。他进一步体会到在学术上只有实事求是，不能脱离辨证论治，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对风寒暑湿燥火六淫治病的分证掌握上，要灵活运用，不可固执己见。为总结乙脑治疗经验，1957年，方和谦主编了《北京市流行性乙脑炎治疗纪实》手册，书中收集了200多个病案，由北京市卫生局印制200册，发至各医疗单位。当时，北京各医院的中医医生人手一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之后他又主编了《燕山夜话》等书。
2003年3月非典暴发，方和谦认为中医药应有所发挥，4月份就向北京朝阳医院中医科及院党委请命。上级顾及其80高龄，未批准其去非典一线的请求。即使留在医院，在非典高峰期，方和谦仍坚持出门诊、查病房。他拟好预防处方发放到医院医务人员手中，说“没有什么好怕的”，让身边的医务人员深受教育和鼓舞。作为国家级老中医专家，方和谦积极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建方献策，并认为非典不同阶段有夹寒夹湿的区别，仍需辨证论治，为战胜非典立下了一份汗马功劳。
几经风雨不改初衷
方和谦曾一度不能行医，在一家砖厂做工。砖厂厂长说：“你烧砖不在行，你喜欢医生这个职业，你还是去做医生吧。”
方和谦1923年出生于山东烟台，父亲方伯屏是京城十大名医之一。方和谦自幼便接触到大量中医典籍。在接受了两年私塾教育之后，从初中起，方和谦参加了父亲在家开办的三期中医讲习班，学习了《医学三字经》、《内经》、《伤寒论》等医学专著。在反复诵读学习中，方和谦从少年起就打下了坚实的中医基础。同时，在父亲的诊所里随父行医，替父亲作开诊准备，为前来就诊的病人换药，抄方佐诊，边干边学。
16岁那年，一位60多岁的老人生“项痈”久溃不愈，仔细切脉问诊后，方伯屏采用了《备急灸方》中“骑竹马灸法”，即病人架空骑在一根包裹着棉被的竹杠上，两边有两个人架住病人，用点燃的艾绒熏烤疮口。这种少见的疗法让一旁随诊的少年方和谦感到不可思议，然而令他惊奇的是，灸10壮以后，患者疮口竟结痂痊愈了。
中医治病之神奇进一步坚定了方和谦继承家学的行医志向。除了将大量医学经典背得烂熟于心外，父亲所撰的《医家秘奥》及3本医学笔记也是他宝贵的学习资料。他每天随父临诊6小时后，坚持读书3小时。至今方和谦对《伤寒论》397篇113方，仍然倒背如流。
1942年，19岁的方和谦参加了北京市卫生局中医考试。面试答辩时，主考官口试提问：“中药为何能治病？”这道题听来颇有难度，学生所作答案也是五花八门，难倒过不少人。方和谦略加思索，从容不迫地对答：“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久而增气，物化而常也。”他将《内经》的相关经文脱口背出，对此简洁而精辟的回答，老师给了满分。考试后，方和谦获得了执业资格，“方和谦诊所”随之挂牌，开始了独立行医的生涯。
方和谦概括自己的行医历程为“风风雨雨”。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医药也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然而，由于政治原因，中医药走过了一段艰难而曲折的历程。这段时期，方和谦在私营油庄做过店员，在双桥砖厂当过工人，但他牢记父亲遗训“不谋其他职业，仍当业医工作”。
幸运的是，砖厂厂长特别照顾方和谦，他说：“你烧砖不在行，你喜欢医生这个职业，你还是去做医生吧。”当时，在北京西四附近有一个中医学习西医的进修班，厂长便送方和谦去那里学习。当今国内名老中医干祖望、焦树德、路志正等均曾先后在此班学习，方和谦是第九班的学员。
他从此接触了西医生理、病理基础课及传染病、内科、妇科、儿科等临床课程。用方和谦的话说，学习西医是“歪打正着”，在进修班他不仅学到了西医知识，填补了学科空白，还有了西医职业资格，为今后的中西医结合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桃李芬芳诲人不倦
为启发西医学生对中医的兴趣，他格外注重讲课的艺术性和趣味性，把与中医学有关的诗词、歌赋引用到教学中，频频引来学生钦佩的目光。
1954年方和谦结束了个体行医生涯，调入北京市卫生局中医科工作，两年后调入北京中医医院，兼任北京中医进修学校伤寒教研组组长。在教育岗位上，方和谦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了在教学中更好地考据求源、引经据典，他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内容逐字逐句剖析，深入图书馆，凡有关《伤寒论》的百家注解，如柯韵伯、尤在泾等人的著书均借阅过。《伤寒论》397篇，篇篇有自己撰写的讲稿。讲内科医案学时，他翻阅了《王旭高医案》、《薛立斋医案》、《名医医案》等大量医案，授课时将之与《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理论有机结合起来，并结合临床实际，深入浅出，纵横贯通，令学生茅塞顿开。
从1968年到北京朝阳医院任中医科主任起，方和谦同时承担了首都医科大学的教学工作。为启发西医学生对中医的兴趣，他格外注重讲课的艺术性和趣味性。学生评价他的课“文化底蕴丰富”，在课堂上他旁征博引、涉猎广泛，包括与中医学有关的诗词、歌赋都引用到教学中，频频引来学生钦佩的目光。
在学术上方和谦对学生毫无保留、无私奉献，在生活中对学生平易谦和、关怀备至。他培养的中专生、大学生、进修生和西学中医生，遍布海内外，许多都已成为中医药事业的栋梁和骨干。1991年至2008年，方和谦先后担任了第一、二、三、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2007年11月，北京市中医管理局批准建设“方和谦名老中医工作室”，为启发后学，方和谦不顾85岁高龄，主动请缨，在“名医大讲堂”中给学生和青年医师们系统讲解《伤寒论》。方和谦说，中医经典著作百学不厌，告诫学生要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而且身体力行，活到老，学到老。
他的弟子告诉记者，在生活中，方和谦是一个极有生活情趣的人：京剧、象棋、麻将样样爱好，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他是一位美食家，在饭店遇到可口的饭菜一定要学为己用。方和谦说药食同源，做饭和处方有异曲同工之妙。好菜讲究主料和辅料，放什么、放多少、怎么搭配，才能使菜品色香味俱全。逢年过节，他是家里的“掌勺大厨”，烧得一手好鲁菜，“糟溜鱼片”、“红烧肘子”等拿手菜让尝过的弟子们竖起大拇指。
方和谦思想开明，对新鲜事物乐于接受。年轻时曾学习日语4年，如今闲暇时喜欢读读日语，弟子们戏称老师的发音是“大阪味的”。80多岁的他还学英语，手机短信发得“很溜”。老人至今骑残疾人摩托车上下班、载着老伴去菜场买菜，甚至还一度向往要拥有机动车驾驶证。
采访即将结束时，方和谦对记者说：“医生是一个高尚的职业，应该在内心修养和道德上，有一个更高的境界。我现在80多岁了，越学越感觉自己的知识太少，甚至是一个小学生，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资料采集、传承、研究……”
方和谦小传
1923年生于中医世家，12岁随父行医，19岁取得医师资格。
1954年～1958年在北京市卫生局任科员。
1958年调入北京市中医医院任内科医师、教研组组长，兼任北京中医进修学校伤寒教研室组长。
1968年～1999年任北京朝阳医院中医科主任、主任医师，兼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
1993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1991年～2008年，先后担任第一、二、三、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1998年起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分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仲景学说分会副主委、北京市中医药学会理事长、北京市科协常委、北京市红十字会理事等职务。
Tuesday, September 1, 2009
國醫大師顏德馨：中醫當自強
顏老在中醫大師傳承班講課。 金昊
顏老在查房。
顏老接受本報記者採訪。
青年時代的顏德馨
顏老生活照 （除署名外均資料照片） 本報首席記者 施嘉奇 題記
他生於名醫世家，其父顏亦魯得到孟河學派的真傳；他自己年過九旬，行醫60載，前不久被授予我國首批“國醫大師”的稱號，可謂功成名就。但此刻的他，顏德馨，全國著名的中醫理論家、中醫臨床家，依然無法安心頤養天年，他說：“中醫已經到了危險的時候，再不救就要晚了。我也想像徐根寶復興足球那樣從娃娃抓起，可是時間很緊迫了。”
談起中醫的困境，這位九旬老人的語速明顯加快。在他眼裏，當代的中醫猶如一隻迷途的羔羊，整個中醫體系出現了嚴重西化、內涵弱化、自信不再的危險局面。“中醫當自強！”顏老說，“中醫的問題出在中醫自己身上，能救中醫的也只有我們自己。”
顏老清楚地知道，搶救中醫的任務困難重重，他隻身面對的和挑戰的將是一個龐大的體系，但這位白髮蒼蒼的九旬老人憑著對中醫事業的摯愛，發誓要竭盡所能地付出。他說：“聽起來有點悲壯和淒涼吧！但是，我還是想試一試。”
感覺上，這位老人似乎獨自在挑戰一個巨大的風車。不過，他卻清楚地知道自己面對困難，他說：“中醫有點積重難返了，現在談改變太困難了。但是總是要有人去做。”
談了2個多小時，從他家出來，出現在我腦中唯一的念頭就是：“誰來幫幫顏老？”今天當中醫是要勇氣的，要甘於清貧、甘於寂寞，更要像顏老一樣甘於奉獻。 中醫已然“不中不西”
前幾年，顏德馨親歷了一件讓他感到悲涼的事情。那時，有一位香港老闆想建一所中醫醫院，提倡傳統的純中醫，這位老闆派人在上海、廣東、北京轉了一大圈，遍訪各大中醫醫院，可最後卻失望而歸。他得到的報告是：“現在已經沒有純中醫了！”
顏德馨最後見到了這位遍尋中醫之人。對方告訴顏老：“現代的中醫們講的都是蛋白、細胞、細菌，看的是檢驗報告，開的是中成藥。”
中醫已經被嚴重西醫化了。在各大中醫特色醫院裏，門診也許是僅存的還有一點中醫模樣的地方，那裏的醫生還在號脈、開湯劑，可一旦進入病房，就會讓人震驚不已：中醫師們開的是抗生素，不用四診，直接開化驗單，一切都被嚴重西醫化。
更讓顏老感到傷心的是，一些高學歷中醫師竟然不會“望、聞、問、切”。在一次職稱評審中，顏老發現一些中醫博士竟然不懂四診八綱，不懂辨證論治，只在實驗室裏度過了3年的求學生涯。
“中醫已經不中不西。”顏德馨哀嘆道，“現在用真正的中醫方法看病的中醫正越來越少，這是一個讓人痛心的現象。”
近年來，顏德馨四處奔走，大聲疾呼，要求各方搶救中醫。“經過這些年大家的努力，國家和政府對中醫的支援力度已經越來越大，從政策層面上看，謀求中醫發展的基礎已經具備了。”
他認為，現在的最大問題不是在別人身上，而是出在中醫自己。其中兩大表現最為嚴重：一是中醫西化；另一個則是廢醫存藥。
“中藥，現在似乎變得跟中醫沒有關係了。黃連素、麻黃素好像已經是一種西藥。如今流行的輿論氛圍是，中藥是好的，中醫不行了。”顏德馨感到困惑不已，難道已經不再需要在中醫理論指導下用中藥了嗎？這是不對的，中藥就是應該在辨證論治的觀點下使用。
國醫大師須植根中華文化
看到問題本源後，顏德馨一刻也沒有停歇。他利用自己在中醫界的影響力，2008年11月更是促成了“中醫大師傳承班”在同濟大學開班，這個項目目前是國家中醫傳承人才培養的試點項目。顏德馨在開班儀式上表示，“中醫西化”已成中醫學傳承和發展的致命傷，只有改革現有人才培養模式，先做好原汁原味的繼承，中醫才不致消亡。
顏德馨的這番話，濃縮了自己行醫70載所有的感慨。那麼，什麼是原汁原味的繼承，當下又該如何繼承呢？也許，人們可以從顏老成為國醫大師的歷程中，發現點什麼。
顏德馨是孔子高徒顏回的後裔，1920年生於江蘇丹陽。其父顏亦魯也是一代名醫，師承孟河學派，擅長治療腸胃病和婦科疾病。對顏德馨而言，父親既是嚴父，更是良師。父親常說：“知醫必先明道，傳統文化的根基是學習中醫的前提。”
7歲起，顏德馨就開始讀書習字，啟蒙從讀經典開始。儘管有些經書深奧難懂，但父親的理論是，讀書要“猛火煮，慢火燉”。“猛火煮”，強調的是博覽群書，把學習中醫經典著作和歷代名醫著作作為學醫入門的途徑，打好理論根底；“慢火燉”，指的是不要死讀書，而是要在學習時有一定獨立思考能力，反覆研習，決不能生吞活剝，食而不化。
在顏德馨看來，中醫主體來源於中華文化，是中華文化的具體體現，是一個靚麗的瑰寶。“過去講學醫，不為良相，當為良醫。”他認為，中醫學源遠流長，歷代名醫皆著書立言，中醫古籍更是浩如煙海，且多折射出古代優秀哲學思想的光輝，彰顯了中醫形象辨證思維。
除此之外，好的中醫從來也是不保守的。除了讀經、讀史、讀醫，顏德馨還在小學畢業後，學習自然科學、邏輯學等其他方面的理論知識。上世紀初，父親更是鼓勵顏德馨報考上海中國醫學院學習。這位慈父明白，學習中醫要廣開學路。
1936年，16歲的顏德馨以優異的成績被上海中國醫學院破格錄取，期間，他得以跟著各大中醫名家學習，抄方和蒐集整理醫方醫案，他根據自己的喜好，不拘一家，兼學不同流派，不同科別，師從多人。
“中醫教育是大問題，要改變現狀，一定要從中醫教育開始。”顏德馨決心拾回中醫學習的本來面貌，在大師傳承班內，學生們不僅要在門診抄方，更要學習國學，他們與上師大的一級教授聯手開課，讓學生們學古文，知道教、儒教、佛教等知識，讀中國經典著作，盡可能地植根于中華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
中醫教育缺乏文化熏陶
遺憾的是，顏德馨和他的大師班的力量實在太薄弱了。他說，國內有中醫藥大學多所，但在人才培養方式與中醫特色、社會需求之間存在很大差異。
現在的中醫高等學府內，學生入學後先接觸的是西醫理論，解剖、生理等西醫的課程大約佔了總課程量的60%左右。中醫大學生們對英語的重視程度甚至超過古文。西化教育和知識體系的培養，缺少中華傳統文化的熏陶和積累，也使得學生對於中醫的陰陽腑臟理論難於迅速理解。
“在那裏，培養的不是中醫大學生，而是不中不西的蓋澆飯學生。”顏德馨認為，這樣的教育既沒有教好中醫，也沒有教好西醫。這種西醫化的狀況持續多年，造成了眼下既具有紮實的中醫理論、又擁有豐富臨床經驗和診療技術的高層次中醫人才日益匱乏。再加上目前整體的醫療環境、醫患關係也不利於中醫發展，醫生們更願意使用西藥以規避醫療糾紛。
“中醫不是不要學西醫的，而是應該強調怎麼學。”顏德馨認為，即便是“醫聖”張仲景活到現在，想必也會借助CT等現代化設備。也就是在“望聞問切”這“四診”之外，再增加一診，可在加一診的時候，不能丟棄傳統的方法，如果完全依賴設備和化驗單，中醫也就喪失了生命。
顏老說，中醫其實有自己的一套理論體系，其中也包括生理、病理、藥理、診斷及治療等多方面內容。它們都藏于中醫數千年的經典論著裏，因此學好經典著作，無疑是學習中醫的關鍵。可現在的學生學經典、讀經典的時間卻少之又少。
“沒有時間學是問題，沒有心思認真學是更大的問題。”現在的學生從小缺少中華傳統文化的熏陶和積累，接觸中醫後，又覺得傳統的陰陽腑臟理論難以理解。長期以往，造成了師授雙方皆重“西”輕“中”的局面。
中西醫結合必須設門檻
在中醫界，成為“蓋澆飯”的不僅僅是學生，更可怕的是中醫內涵的滑坡。以前社會上流行的一種提法叫中西醫結合，可是到底什麼才是中西醫結合呢？顏老對此也困惑不已。
前不久，他在香山科學會議上遇到了衛生部部長陳竺，他對部長說：“中西醫結合一定要下一個定義，要有一道門檻，不是誰都可以挂中西醫結合的牌子的。”
“我認為，‘中西醫結合’應該是一門精英醫學，而不是普及醫學。”顏德馨認為，當年毛澤東同志親自提出要中西醫結合，那個時候的本意是將中醫和西醫融會貫通，形成一門中國獨有的醫學分支。“要匯通，也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意思。”顏德馨認為，做中西醫結合的醫生，一定要兼具中醫和西醫的紮實功底，才可能將兩者很好地加以匯通。“現在的一部分狀況是，90%的西醫加10%的中醫，或者90%的中醫加10%的西醫，就可以稱為中西醫結合了。”顏老說，“這就像蓋澆飯，幹燒麵，往飯上加一點澆頭即可。”
中西醫結合提倡多年，由於無人把關，少設門檻，其負面影響日益顯現，客觀上造成了中醫的弱化，而且使得業內魚龍混雜。“中西醫結合不是某個醫生、醫院掛塊牌子就可以的，而是要真正理解，做出成績來。從理論和臨床上都要做出研究。”
對於真正優秀的中西醫結合醫生而言，他的學習生涯必將漫長而艱辛，而現有的體制下，要培養此類精英醫生的難度非常之大。
顏老說，中醫就這樣不斷地徬徨、徘徊著。“現在的政策是中西醫並重。”他認為，這個問題已經引起了相關人士的注意，中醫不應該在結合中被忽略，在結合中被矮化。
在談及中西醫結合被曲解的過程中，顏老不經意地又提到剛剛流行的“治未病”概念。他說：“要吸取中西醫結合的經驗，儘量避免‘治未病’理念的走樣。”他認為，中醫的“治未病”絕不是字面上理解的預防、保健，它其實是一門深厚的理論，貫穿于中醫整個預防治療過程之中。病前要防，病中、病後亦要“治未病”。
“不要再將‘治未病’的理論簡單化了，只講預防是不全面的理解。”顏德馨希望醇厚的中醫內涵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嚴重曲解。因為，每一次曲解，傷害的都是中醫界本身。
誰說中醫不能治急症重症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醫問題格外沉重，但今天卻不應該沉淪。顏德馨說：“現在一定要努力起來，救救中醫。除了外人幫忙外，更需要中醫界自己站起來。”
中醫先要自己相信自己。“誰說中醫不能治急症、重症？”顏德馨說自己多年的實踐經驗中，治好了很多重症、急症。上千年來，幫助中華民族抵禦疾病的力量中，中醫作用不容忽視。
他仍然記得，當年跟著父親四處行醫時候的情景。那時候，病人大多危重。醫生行醫常常從早到晚，星夜當空，顏德馨仍然手提著燈籠跟著父親，一家一家去看病，問診、開方、煎藥……若病人情況危重，一天之後必定再來復診。忙起來，一晚要走上十幾戶人家。走進最後一位病人家中時，往往已是第二天清晨，顏德馨手提的燈籠上還寫著昨天的日期，看著依然跳動的火苗，似乎一天又延長了。
“中醫從來就是解決問題的。為什麼現在會變成康復、保健的代名詞了呢？怎麼就比西醫差了呢？”顏老百思不得其解。
他記得，有一次應邀去其他醫院會診，當時患者情況很危急，治療方案不夠明確，同時用著內服、外用的西藥多達21種。顏德馨在看舌苔、把脈等細緻診療後，果斷地提出，將所有的西藥全部停掉，改用中藥桂枝湯進行治療。結果，三付藥之後，患者奇跡般地出現了好轉。
20世紀50年代的時候，顏德馨更是涉足血液病的治療，主攻白血病和血小板減少症。為了尋求可靠的中醫療法，他深入鑽研了清代著名醫家王清任的《醫林改錯》，將血液病與中醫氣血理論結合研究，並投入大量時間在實驗室觀察、實驗等等，率先提出雄黃是抑制白血病的有效藥物。
2002年11月至2003年上半年，SARS正在肆虐流行。2003年4月，84歲高齡的顏德馨勇挑重擔，奔走在第一線，擔任華東地區中醫藥“防非”科研協作組首席專家。
也許很少有人知道，就在此前不久，顏德馨由於不慎跌倒受傷，剛剛完成全髖置換手術，在治療過程中，他戰勝了感染、肝損、失血、心衰等多道難關。尚在恢復期中的顏老就這樣投身SARS的防治工作，他參加制定了中醫中藥預防“非典”的方案，創制了“扶正祛邪方”。他還提出，由於地域、患者體質的不同，“非典”治療要辨證論治。
“我膽子大，所以比較敢治急病、重病吧。”其實，顏老的膽大源於深厚的中醫功底和豐富的臨床實踐。“中醫應該相信自己博大精深的文化，相信自己對抗疾病的能力，只要努力，是完全可以在醫學領域找到生機的。”
“我還在給人看病，看重病。每看好一個病人，就是守住中醫一方陣地啊！”說這句話時，顏老的眼中閃過一絲悲涼。
傳統中醫需要實習基地
守住中醫的土地，是多年來顏德馨一直在努力奮鬥的。
在上海市第十人民醫院裏，有一座破舊的老樓，那是顏老奮鬥了幾十年才建起的中醫樓，而如今中醫樓風光不在。不過，顏老沒有灰心，他告訴記者，半年後很有可能會成立“顏德馨中醫醫院”，他希望那裏能夠成為姓“中”的醫學領地。
“沒了中醫樓，又有了中醫醫院，我堅守的中醫事業又有了新的開始。”顏德馨早就與中醫融為了一體，這似乎成了他與生俱來的神聖使命。
顏老期望，未來的中醫醫院能夠成為專屬於傳統中醫的實習基地。在那裏，醫生們能夠寫中醫醫案、開湯劑、治重病，病房內充滿了中醫的味道。
“我們關鍵要拿出幾個病例來，要告訴世人中醫有明確的療效。”他堅信，在重大疾病的防治中、在危重疾病的搶救中、在疑難雜症的治療中、都必須堅守中醫的特色。只有這樣，中醫的血脈才不會斷在我們這一代手裏。在顏德馨中醫醫院尚未規劃的時候，適合中醫實習的基地少之又少。“現在的學生去醫院實習，學到的大多是西醫。”一些帶教老師甚至乾脆對學生說，中藥沒用，就給病人吃西藥。
在這樣的氛圍裏實習，即便學生們在大學裏學到了一點中醫知識，也會被臨床現狀所淡化，最終拋諸腦後。結果是，不少學生畢業後只會用四個素：激素、抗生素、維生素加黃連素。
“我們需要一大批獻身中醫的人啊。”顏老曾經在1999年2月，行醫60週年之際，依然捐出自己多年積蓄的稿酬和學術成果獎金共20余萬元，設立“顏德馨中醫藥人才獎勵基金”，此後又追加資金，2005年擴展為“上海顏德馨中醫藥基金會”，致力於鼓勵青年中醫藥人才脫穎而出。
遺憾的是，老人的一己之力仍屬薄弱。他為中醫醫院招聘人才，可是困難重重。老驥伏櫪，壯心不已。雖年已九旬，顏老仍飽含激情，為中醫事業的發展奔走。
顏德馨獨創衡法體系
衡法治則，是顏德馨創立的學術理論，主要運用多種治療方法，平其不平，調其偏勝，達到新的動態平衡。顏德馨的理論依據來自《內經》：“氣血正平，長有天命”，“疏其血氣，令其調達，而致和平”的闡述。
從建國後到“文革”之前，顏德馨的主要研究領域是白血病、血小板減少症等血液病的治療，在實踐過程中，顏德馨已經初步萌發了“衡”的思想——扶正祛邪，固本清源，從而達致平衡。
他領悟到，氣血通過全身一切的組織器官，是生理活動的物質基礎。因此，氣血以流暢和平衡為貴，如果氣血失去流暢就會產生瘀血，瘀血阻于體內，反過來又會進一步導致氣血艱澀和失衡，引起臟腑病變，疾病叢生。
“文革”後復出的第二年，顏德馨就出版了《活血化瘀療法臨床實踐》一書，以氣血為綱，調氣活血，而致平衡的祛病養生思想在顏德馨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並最終在中醫“汗、吐、下、和、溫、清、補、消”八法之外，創立了以調氣活血為主的“衡法”治則。
顏老還將這套理論用於抗衰老領域，明確了以調整氣血法延緩衰老，這與過去補腎、健脾等方法抗衰老的理論截然不同。
他發現，人體的血液在不同年齡段的變化很大，老年血液病患者的血粘度普遍粘稠，都有明顯瘀血體徵，例如色素沉著、皮膚粗糙、老年斑的出現、鞏膜混濁等，而且老年人常見的疾病如動脈硬化、高血壓、冠心病、腦血管病、老年癡呆等也都是瘀血病例的體現。
顏老運用衡法在治療心腦血管病方法成效顯著。有一位徐姓的女華僑，曾經做過冠心病介入治療，但術後心絞痛依然頻發，顏老用溫陽活血法給與治療，結果這位病人心絞痛明顯減少，病症以後也未復發。
2001年，上海市衛生局組建上海市中醫心腦血管病臨床醫學中心，顏德馨成為學術帶頭人。此後，市科委組織專家通過了“腦梗靈治療腦梗死的臨床與實驗研究”。
他生於名醫世家，其父顏亦魯得到孟河學派的真傳；他自己年過九旬，行醫60載，前不久被授予我國首批“國醫大師”的稱號，可謂功成名就。但此刻的他，顏德馨，全國著名的中醫理論家、中醫臨床家，依然無法安心頤養天年，他說：“中醫已經到了危險的時候，再不救就要晚了。我也想像徐根寶復興足球那樣從娃娃抓起，可是時間很緊迫了。”
談起中醫的困境，這位九旬老人的語速明顯加快。在他眼裏，當代的中醫猶如一隻迷途的羔羊，整個中醫體系出現了嚴重西化、內涵弱化、自信不再的危險局面。“中醫當自強！”顏老說，“中醫的問題出在中醫自己身上，能救中醫的也只有我們自己。”
顏老清楚地知道，搶救中醫的任務困難重重，他隻身面對的和挑戰的將是一個龐大的體系，但這位白髮蒼蒼的九旬老人憑著對中醫事業的摯愛，發誓要竭盡所能地付出。他說：“聽起來有點悲壯和淒涼吧！但是，我還是想試一試。”
感覺上，這位老人似乎獨自在挑戰一個巨大的風車。不過，他卻清楚地知道自己面對困難，他說：“中醫有點積重難返了，現在談改變太困難了。但是總是要有人去做。”
談了2個多小時，從他家出來，出現在我腦中唯一的念頭就是：“誰來幫幫顏老？”今天當中醫是要勇氣的，要甘於清貧、甘於寂寞，更要像顏老一樣甘於奉獻。 中醫已然“不中不西”
前幾年，顏德馨親歷了一件讓他感到悲涼的事情。那時，有一位香港老闆想建一所中醫醫院，提倡傳統的純中醫，這位老闆派人在上海、廣東、北京轉了一大圈，遍訪各大中醫醫院，可最後卻失望而歸。他得到的報告是：“現在已經沒有純中醫了！”
顏德馨最後見到了這位遍尋中醫之人。對方告訴顏老：“現代的中醫們講的都是蛋白、細胞、細菌，看的是檢驗報告，開的是中成藥。”
中醫已經被嚴重西醫化了。在各大中醫特色醫院裏，門診也許是僅存的還有一點中醫模樣的地方，那裏的醫生還在號脈、開湯劑，可一旦進入病房，就會讓人震驚不已：中醫師們開的是抗生素，不用四診，直接開化驗單，一切都被嚴重西醫化。
更讓顏老感到傷心的是，一些高學歷中醫師竟然不會“望、聞、問、切”。在一次職稱評審中，顏老發現一些中醫博士竟然不懂四診八綱，不懂辨證論治，只在實驗室裏度過了3年的求學生涯。
“中醫已經不中不西。”顏德馨哀嘆道，“現在用真正的中醫方法看病的中醫正越來越少，這是一個讓人痛心的現象。”
近年來，顏德馨四處奔走，大聲疾呼，要求各方搶救中醫。“經過這些年大家的努力，國家和政府對中醫的支援力度已經越來越大，從政策層面上看，謀求中醫發展的基礎已經具備了。”
他認為，現在的最大問題不是在別人身上，而是出在中醫自己。其中兩大表現最為嚴重：一是中醫西化；另一個則是廢醫存藥。
“中藥，現在似乎變得跟中醫沒有關係了。黃連素、麻黃素好像已經是一種西藥。如今流行的輿論氛圍是，中藥是好的，中醫不行了。”顏德馨感到困惑不已，難道已經不再需要在中醫理論指導下用中藥了嗎？這是不對的，中藥就是應該在辨證論治的觀點下使用。
國醫大師須植根中華文化
看到問題本源後，顏德馨一刻也沒有停歇。他利用自己在中醫界的影響力，2008年11月更是促成了“中醫大師傳承班”在同濟大學開班，這個項目目前是國家中醫傳承人才培養的試點項目。顏德馨在開班儀式上表示，“中醫西化”已成中醫學傳承和發展的致命傷，只有改革現有人才培養模式，先做好原汁原味的繼承，中醫才不致消亡。
顏德馨的這番話，濃縮了自己行醫70載所有的感慨。那麼，什麼是原汁原味的繼承，當下又該如何繼承呢？也許，人們可以從顏老成為國醫大師的歷程中，發現點什麼。
顏德馨是孔子高徒顏回的後裔，1920年生於江蘇丹陽。其父顏亦魯也是一代名醫，師承孟河學派，擅長治療腸胃病和婦科疾病。對顏德馨而言，父親既是嚴父，更是良師。父親常說：“知醫必先明道，傳統文化的根基是學習中醫的前提。”
7歲起，顏德馨就開始讀書習字，啟蒙從讀經典開始。儘管有些經書深奧難懂，但父親的理論是，讀書要“猛火煮，慢火燉”。“猛火煮”，強調的是博覽群書，把學習中醫經典著作和歷代名醫著作作為學醫入門的途徑，打好理論根底；“慢火燉”，指的是不要死讀書，而是要在學習時有一定獨立思考能力，反覆研習，決不能生吞活剝，食而不化。
在顏德馨看來，中醫主體來源於中華文化，是中華文化的具體體現，是一個靚麗的瑰寶。“過去講學醫，不為良相，當為良醫。”他認為，中醫學源遠流長，歷代名醫皆著書立言，中醫古籍更是浩如煙海，且多折射出古代優秀哲學思想的光輝，彰顯了中醫形象辨證思維。
除此之外，好的中醫從來也是不保守的。除了讀經、讀史、讀醫，顏德馨還在小學畢業後，學習自然科學、邏輯學等其他方面的理論知識。上世紀初，父親更是鼓勵顏德馨報考上海中國醫學院學習。這位慈父明白，學習中醫要廣開學路。
1936年，16歲的顏德馨以優異的成績被上海中國醫學院破格錄取，期間，他得以跟著各大中醫名家學習，抄方和蒐集整理醫方醫案，他根據自己的喜好，不拘一家，兼學不同流派，不同科別，師從多人。
“中醫教育是大問題，要改變現狀，一定要從中醫教育開始。”顏德馨決心拾回中醫學習的本來面貌，在大師傳承班內，學生們不僅要在門診抄方，更要學習國學，他們與上師大的一級教授聯手開課，讓學生們學古文，知道教、儒教、佛教等知識，讀中國經典著作，盡可能地植根于中華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
中醫教育缺乏文化熏陶
遺憾的是，顏德馨和他的大師班的力量實在太薄弱了。他說，國內有中醫藥大學多所，但在人才培養方式與中醫特色、社會需求之間存在很大差異。
現在的中醫高等學府內，學生入學後先接觸的是西醫理論，解剖、生理等西醫的課程大約佔了總課程量的60%左右。中醫大學生們對英語的重視程度甚至超過古文。西化教育和知識體系的培養，缺少中華傳統文化的熏陶和積累，也使得學生對於中醫的陰陽腑臟理論難於迅速理解。
“在那裏，培養的不是中醫大學生，而是不中不西的蓋澆飯學生。”顏德馨認為，這樣的教育既沒有教好中醫，也沒有教好西醫。這種西醫化的狀況持續多年，造成了眼下既具有紮實的中醫理論、又擁有豐富臨床經驗和診療技術的高層次中醫人才日益匱乏。再加上目前整體的醫療環境、醫患關係也不利於中醫發展，醫生們更願意使用西藥以規避醫療糾紛。
“中醫不是不要學西醫的，而是應該強調怎麼學。”顏德馨認為，即便是“醫聖”張仲景活到現在，想必也會借助CT等現代化設備。也就是在“望聞問切”這“四診”之外，再增加一診，可在加一診的時候，不能丟棄傳統的方法，如果完全依賴設備和化驗單，中醫也就喪失了生命。
顏老說，中醫其實有自己的一套理論體系，其中也包括生理、病理、藥理、診斷及治療等多方面內容。它們都藏于中醫數千年的經典論著裏，因此學好經典著作，無疑是學習中醫的關鍵。可現在的學生學經典、讀經典的時間卻少之又少。
“沒有時間學是問題，沒有心思認真學是更大的問題。”現在的學生從小缺少中華傳統文化的熏陶和積累，接觸中醫後，又覺得傳統的陰陽腑臟理論難以理解。長期以往，造成了師授雙方皆重“西”輕“中”的局面。
中西醫結合必須設門檻
在中醫界，成為“蓋澆飯”的不僅僅是學生，更可怕的是中醫內涵的滑坡。以前社會上流行的一種提法叫中西醫結合，可是到底什麼才是中西醫結合呢？顏老對此也困惑不已。
前不久，他在香山科學會議上遇到了衛生部部長陳竺，他對部長說：“中西醫結合一定要下一個定義，要有一道門檻，不是誰都可以挂中西醫結合的牌子的。”
“我認為，‘中西醫結合’應該是一門精英醫學，而不是普及醫學。”顏德馨認為，當年毛澤東同志親自提出要中西醫結合，那個時候的本意是將中醫和西醫融會貫通，形成一門中國獨有的醫學分支。“要匯通，也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意思。”顏德馨認為，做中西醫結合的醫生，一定要兼具中醫和西醫的紮實功底，才可能將兩者很好地加以匯通。“現在的一部分狀況是，90%的西醫加10%的中醫，或者90%的中醫加10%的西醫，就可以稱為中西醫結合了。”顏老說，“這就像蓋澆飯，幹燒麵，往飯上加一點澆頭即可。”
中西醫結合提倡多年，由於無人把關，少設門檻，其負面影響日益顯現，客觀上造成了中醫的弱化，而且使得業內魚龍混雜。“中西醫結合不是某個醫生、醫院掛塊牌子就可以的，而是要真正理解，做出成績來。從理論和臨床上都要做出研究。”
對於真正優秀的中西醫結合醫生而言，他的學習生涯必將漫長而艱辛，而現有的體制下，要培養此類精英醫生的難度非常之大。
顏老說，中醫就這樣不斷地徬徨、徘徊著。“現在的政策是中西醫並重。”他認為，這個問題已經引起了相關人士的注意，中醫不應該在結合中被忽略，在結合中被矮化。
在談及中西醫結合被曲解的過程中，顏老不經意地又提到剛剛流行的“治未病”概念。他說：“要吸取中西醫結合的經驗，儘量避免‘治未病’理念的走樣。”他認為，中醫的“治未病”絕不是字面上理解的預防、保健，它其實是一門深厚的理論，貫穿于中醫整個預防治療過程之中。病前要防，病中、病後亦要“治未病”。
“不要再將‘治未病’的理論簡單化了，只講預防是不全面的理解。”顏德馨希望醇厚的中醫內涵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嚴重曲解。因為，每一次曲解，傷害的都是中醫界本身。
誰說中醫不能治急症重症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醫問題格外沉重，但今天卻不應該沉淪。顏德馨說：“現在一定要努力起來，救救中醫。除了外人幫忙外，更需要中醫界自己站起來。”
中醫先要自己相信自己。“誰說中醫不能治急症、重症？”顏德馨說自己多年的實踐經驗中，治好了很多重症、急症。上千年來，幫助中華民族抵禦疾病的力量中，中醫作用不容忽視。
他仍然記得，當年跟著父親四處行醫時候的情景。那時候，病人大多危重。醫生行醫常常從早到晚，星夜當空，顏德馨仍然手提著燈籠跟著父親，一家一家去看病，問診、開方、煎藥……若病人情況危重，一天之後必定再來復診。忙起來，一晚要走上十幾戶人家。走進最後一位病人家中時，往往已是第二天清晨，顏德馨手提的燈籠上還寫著昨天的日期，看著依然跳動的火苗，似乎一天又延長了。
“中醫從來就是解決問題的。為什麼現在會變成康復、保健的代名詞了呢？怎麼就比西醫差了呢？”顏老百思不得其解。
他記得，有一次應邀去其他醫院會診，當時患者情況很危急，治療方案不夠明確，同時用著內服、外用的西藥多達21種。顏德馨在看舌苔、把脈等細緻診療後，果斷地提出，將所有的西藥全部停掉，改用中藥桂枝湯進行治療。結果，三付藥之後，患者奇跡般地出現了好轉。
20世紀50年代的時候，顏德馨更是涉足血液病的治療，主攻白血病和血小板減少症。為了尋求可靠的中醫療法，他深入鑽研了清代著名醫家王清任的《醫林改錯》，將血液病與中醫氣血理論結合研究，並投入大量時間在實驗室觀察、實驗等等，率先提出雄黃是抑制白血病的有效藥物。
2002年11月至2003年上半年，SARS正在肆虐流行。2003年4月，84歲高齡的顏德馨勇挑重擔，奔走在第一線，擔任華東地區中醫藥“防非”科研協作組首席專家。
也許很少有人知道，就在此前不久，顏德馨由於不慎跌倒受傷，剛剛完成全髖置換手術，在治療過程中，他戰勝了感染、肝損、失血、心衰等多道難關。尚在恢復期中的顏老就這樣投身SARS的防治工作，他參加制定了中醫中藥預防“非典”的方案，創制了“扶正祛邪方”。他還提出，由於地域、患者體質的不同，“非典”治療要辨證論治。
“我膽子大，所以比較敢治急病、重病吧。”其實，顏老的膽大源於深厚的中醫功底和豐富的臨床實踐。“中醫應該相信自己博大精深的文化，相信自己對抗疾病的能力，只要努力，是完全可以在醫學領域找到生機的。”
“我還在給人看病，看重病。每看好一個病人，就是守住中醫一方陣地啊！”說這句話時，顏老的眼中閃過一絲悲涼。
傳統中醫需要實習基地
守住中醫的土地，是多年來顏德馨一直在努力奮鬥的。
在上海市第十人民醫院裏，有一座破舊的老樓，那是顏老奮鬥了幾十年才建起的中醫樓，而如今中醫樓風光不在。不過，顏老沒有灰心，他告訴記者，半年後很有可能會成立“顏德馨中醫醫院”，他希望那裏能夠成為姓“中”的醫學領地。
“沒了中醫樓，又有了中醫醫院，我堅守的中醫事業又有了新的開始。”顏德馨早就與中醫融為了一體，這似乎成了他與生俱來的神聖使命。
顏老期望，未來的中醫醫院能夠成為專屬於傳統中醫的實習基地。在那裏，醫生們能夠寫中醫醫案、開湯劑、治重病，病房內充滿了中醫的味道。
“我們關鍵要拿出幾個病例來，要告訴世人中醫有明確的療效。”他堅信，在重大疾病的防治中、在危重疾病的搶救中、在疑難雜症的治療中、都必須堅守中醫的特色。只有這樣，中醫的血脈才不會斷在我們這一代手裏。在顏德馨中醫醫院尚未規劃的時候，適合中醫實習的基地少之又少。“現在的學生去醫院實習，學到的大多是西醫。”一些帶教老師甚至乾脆對學生說，中藥沒用，就給病人吃西藥。
在這樣的氛圍裏實習，即便學生們在大學裏學到了一點中醫知識，也會被臨床現狀所淡化，最終拋諸腦後。結果是，不少學生畢業後只會用四個素：激素、抗生素、維生素加黃連素。
“我們需要一大批獻身中醫的人啊。”顏老曾經在1999年2月，行醫60週年之際，依然捐出自己多年積蓄的稿酬和學術成果獎金共20余萬元，設立“顏德馨中醫藥人才獎勵基金”，此後又追加資金，2005年擴展為“上海顏德馨中醫藥基金會”，致力於鼓勵青年中醫藥人才脫穎而出。
遺憾的是，老人的一己之力仍屬薄弱。他為中醫醫院招聘人才，可是困難重重。老驥伏櫪，壯心不已。雖年已九旬，顏老仍飽含激情，為中醫事業的發展奔走。
顏德馨獨創衡法體系
衡法治則，是顏德馨創立的學術理論，主要運用多種治療方法，平其不平，調其偏勝，達到新的動態平衡。顏德馨的理論依據來自《內經》：“氣血正平，長有天命”，“疏其血氣，令其調達，而致和平”的闡述。
從建國後到“文革”之前，顏德馨的主要研究領域是白血病、血小板減少症等血液病的治療，在實踐過程中，顏德馨已經初步萌發了“衡”的思想——扶正祛邪，固本清源，從而達致平衡。
他領悟到，氣血通過全身一切的組織器官，是生理活動的物質基礎。因此，氣血以流暢和平衡為貴，如果氣血失去流暢就會產生瘀血，瘀血阻于體內，反過來又會進一步導致氣血艱澀和失衡，引起臟腑病變，疾病叢生。
“文革”後復出的第二年，顏德馨就出版了《活血化瘀療法臨床實踐》一書，以氣血為綱，調氣活血，而致平衡的祛病養生思想在顏德馨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並最終在中醫“汗、吐、下、和、溫、清、補、消”八法之外，創立了以調氣活血為主的“衡法”治則。
顏老還將這套理論用於抗衰老領域，明確了以調整氣血法延緩衰老，這與過去補腎、健脾等方法抗衰老的理論截然不同。
他發現，人體的血液在不同年齡段的變化很大，老年血液病患者的血粘度普遍粘稠，都有明顯瘀血體徵，例如色素沉著、皮膚粗糙、老年斑的出現、鞏膜混濁等，而且老年人常見的疾病如動脈硬化、高血壓、冠心病、腦血管病、老年癡呆等也都是瘀血病例的體現。
顏老運用衡法在治療心腦血管病方法成效顯著。有一位徐姓的女華僑，曾經做過冠心病介入治療，但術後心絞痛依然頻發，顏老用溫陽活血法給與治療，結果這位病人心絞痛明顯減少，病症以後也未復發。
2001年，上海市衛生局組建上海市中醫心腦血管病臨床醫學中心，顏德馨成為學術帶頭人。此後，市科委組織專家通過了“腦梗靈治療腦梗死的臨床與實驗研究”。
颜德馨教授:大医忧患大业后继乏人
颜德馨，1920年11月生于江苏丹阳，13岁开始学习中医典籍《素问》，16岁插班进入上海中国医学院就读。1939年毕业后进入上海自立私人诊所。建国后曾任上海市第一届黄浦“卫协”执行委员及秘书组组长，兼中医师业务组组长等职。颜德馨在中医理论和实践方面不断探索，成果丰富，2003年被中华中医药学会特授予终身成就奖。现为上海同济大学中医药研究所所长。专业特长：各种疑难杂病。
上海市中医医院门诊部名老中医诊疗所特邀专家。全国著名老中医（中华人民共和国1991年评选500名著名中医之一），著名中医学家，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中医研究室主任。祖籍山东。1920年11月出生于江苏省丹阳市，幼承家学，尊翁颜亦鲁为名中医。1939年夏毕业于上海中国医学院。1949年后调入铁路中心医院主持中医业务，1992年创建上海铁
路中医技术中心。历任中国中医药学会理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委员，上海师范大学、长春中医学院、成都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及上海市中医药工作咨询委员会顾问、上海市医学领先专业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委等职。颜氏还享有“上海市名中医”、“全国名老中医”、“铁路科技先进个人”及“第三届上海市医学荣誉奖”等光荣称号。1999年个人捐资设立“颜德馨人才奖励基金”。颜德馨教授倡导“久病必有瘀”、“怪病必有瘀”的学术观点，提出衡法新治则，多年来从事生命科学研究，主持“瘀血与衰老”科研项目，提出瘀血实邪乃人体衰老之主要因素的新观点，这一成果荣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由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根据颜氏学说拍摄的《抗衰老》科教片，参加国际生命科学电影展览并获奖。已出版《餐芝轩医集》、《活血化瘀疗法临床实践》、《医方囊秘》、《气血与长寿》、《中国中医抗衰老秘诀》、《颜德馨医艺荟萃》、《颜德馨诊治疑难病秘笈》、《颜德馨膏方真跻》等著作，并著有《衰老合瘀血》一书英文版在全世界发行。历年来发表论文二百余篇，曾获第六届国际针灸东方会议、第一届世界传统医学优秀论文研讨会金奖。1994年获英国剑桥大学世界名人成就贡献奖状及美国名人传记学会20世纪成就奖。
日前，记者来到了上海同济大学中医药研究所所长颜德馨家里，这是一处散发着浓郁传统文化气息的住宅，雪白的墙壁衬着明清样式的红木家具，显得十分素雅。
颜老热情地把记者领进了书房，开始娓娓道起了他从医的经历、他的家庭、他对中医事业的关注和与广东中医界合作的期望。
不久前，颜老以首席科学家的身份拿下一个上海市科委的重大项目———中医防治急性热病应急网络，研究总结中医药治疗非典、登革热、禽流感等急性热病的完整的辨证论治理论体系，以指导临床实践，该项目中的一个重要合作伙伴，就是广东省中医院。
“这个项目很多人想拿，但又不敢拿。”颜老说，“现在医院里，西医看急性病，中医看慢性病已经形成了习惯，中医接触急性发热病人的机会太少，都快把老祖宗治疗热性病的本事全丢掉了。这个担子很重，但我不怕，医生就是要有责任感，要有大元帅的气度，敢于和疾病作斗争。”一番话掷地有声，84岁的颜老，依然雄心万丈。
两代名医
《颜氏家训》主要是强调克己复礼，对此，颜德馨一直谨记在心，宽容待人，保持心胸豁达。颜德馨夫妇给儿孙们的家训也是“宽容、知足、健康”六字。
颜德馨是孔子高徒颜回的后裔，1920年生于江苏丹阳。其父颜亦鲁也是一代名医，得孟河医派真传，擅长治疗肠胃病和妇科疾病。父亲的医学思想自然对颜德馨产生了影响，比如在膏方上，颜德馨喜用苍术，这就是受了父亲的影响，“脾胃乃后天之本，没有脾胃的吸收，什么药都没用。”颜老强调。
但父亲对颜德馨最大的影响还是在为人道德方面。颜氏先祖颜之推曾著《颜氏家训》，非常有名，颜亦鲁也常拿《家训》教导子女，“《颜氏家训》主要是强调克己复礼。”颜老说，“颜回曾问孔子何者为仁，孔子答，‘克己复礼为仁’，意思就是为人要谦虚，尊重他人。”对此颜德馨一直谨记在心，宽容待人，保持心胸豁达，“古人说，仁者寿，确实如此。”颜老笑着说，也许，能够在84岁的高龄眼不花，耳不聋，口齿清晰，手脚灵便，宅心仁厚也是秘诀之一吧。
注重家教的传统也被颜德馨传承了下来。颜老共有7个子女，每年除夕，散居在各地的子女和孙辈都要聚到上海颜老家里共迎新年，而颜氏夫妇则会向儿孙们赠字，借此进行教育。去年除夕，颜氏夫妇赠予儿孙们的是“宽容、知足、健康”六字，依然延续了《颜氏家训》中的思想。
创立体系
以气血为纲，调气活血，而致平衡的祛病养生思想在颜德馨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最终在中医“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法之外，创立了以调气活血为主的“衡法”治则。
面对磨难，有人逐渐消沉，有人却能从中汲取力量，颜德馨就是后一种人。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在中医治疗血液病领域已经很有名气的颜德馨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迫停止诊务，下放到“五七干校”锻炼。但在“靠边站”的十年中，颜德馨对中医的认识却得到了升华，为他日后“衡法”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文革”开始后，颜德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异常艰苦，除了肉体上的折磨，还有不断的批斗和精神上的折磨。这时，颜德馨的病人们给了他很大的精神支持。有一次，颜德馨被批斗说他是“卖假药”的，好多病人马上反驳：“你们不要瞎讲，我们就是相信颜医生。”这些话语让颜老感动不已。入夜后，寒风凛冽，还是不断有病人来找颜德馨，颜老便设法偷偷跑出去给病人看病。病人的支持给了颜德馨极大的鼓励，他想，既然人民信任我的医术，我就应该给广大的群众提供更好的服务！
从建国后到“文革”之前，颜德馨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白血病、血小板减少症等血液病的治疗，在实践过程中，颜德馨已经初步萌发了“衡”的思想———扶正祛邪，固本清源，从而达致平衡。那么这种做法有没有理论根据？能不能延伸到其它疾病的治疗上去？颜德馨想到了《内经》上有这样两句话：“气血正平，长有天命”，“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中医有阴阳理论、气血理论、脏腑理论、经络理论等，颜老结合自身多年的实践经验，渐渐领悟到气血流行全身，乃是脏腑、经络、形体、九窍等一切组织器官进行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气血以流畅和平衡为贵，如果气血失去流畅就会产生瘀血，瘀血阻于体内，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导致气血艰涩和失衡，这样势必影响机体的各种生理功能，引起病变，所以治病养生，当重气血。由此，颜德馨对中医的体会逐步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文革”后复出的第二年，颜德馨就出版了《活血化瘀疗法临床实践》一书，以气血为纲，调气活血，而致平衡的祛病养生思想在颜德馨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最终在中医“汗、吐、下、和、温、清、补、消”八法之外，创立了以调气活血为主的“衡法”治则。
“衡法”的提出给一些疑难杂症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曾有一位病人来找颜老看病，他长期患性功能衰退，以致影响了夫妻间的感情。对于这种病，传统的治疗方法就是补肾，但这位病人吃了很多补肾的药都没有用，颜老运用“衡法”治则，采用疏肝、理气、化淤的方法，几副药下去，病人十几年的老毛病就好了，夫妻感情得到了恢复，两人也有了爱情的结晶。
颜德馨
颜德馨（1920年～），男，汉，生于江苏，祖籍山东，上海铁道大学医学院教授、主任医师，全国著名中医理论家、中医临床学家。颜老系先贤亚圣颜渊之后裔。自幼从父江南名中医颜亦鲁学医，复入上海中国医学院深造，毕业后悬壶于沪上，屡起沉疴，不坠家声。 曾任中国中医药学会理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会委员、铁道部专家委员会委员、评委，中医专业组组长。上海铁道大学医学院研究室主任，上海铁道中心医院主任医师，上海市中医药工作咨询委员会顾问，上海市医学领先专业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成都中医药大学名誉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客座教授、长春中医学院客座教授、美国中国医学研究院学术顾问。台湾中医针灸学会、中国医药研究会学术顾问等职。
颜老在六十年行医生涯中，上下求索，勇探未知，不断创新，善于总结经验，勤于著书立说。60年代以来，从事“衡法”治则的研究。他根据《黄帝内经》“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之说，认为气血是人体脏腑、经络、九窍等一切组织器官进行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提出“气为百病之长，血为百病之胎”，“久病必有瘀，怪病必有瘀”的学术观点及调气活血为主的“衡法”治则，在中医治则学研究中，开辟了新的天地，是理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一法则在八十年代应用于延缓衰老，从事“瘀血与衰老”的科学研究。《人民日报》曾刊出“人体衰老上海有新说”的报导。衡法学说，荣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还由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根据颜氏学说，拍摄“抗衰老”科技片，参加国际生命科学电影展并获奖。颜老不仅中医理论上有创新，在临床上也医术精湛，颇有特色，独树一帜。对治疗疑难杂病、老年病，均取得显著疗效，名扬海内外。
1989年荣获全国铁路先进个人光荣称号。1990年经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认为全国首届继承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工作指导老师，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待遇，1994年获英国剑桥大学世界名人成就贡献奖及美国名人传记学会20世纪成就奖。1995年获首届“上海市名中医”称号。上海市卫生局还拍摄“歧黄一杰——颜德馨传记”电视片，记录了颜老为中医事业作出的辉煌成就。1999年荣获上海市医学荣誉奖。颜老慷慨解囊20万元设“颜德馨中医药人才奖励基金”，充分反映颜老对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无限执着和对人才培养的无私奉献。 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著有《餐芝轩医集》、《活血化瘀疗法临床实践》、《医方囊秘》、《气血与长寿》、《中国历代中医抗衰老秘要》、《颜德馨医艺荟萃》、《颜德馨诊治疑难病秘笈》、《中华名中医治病囊秘颜德馨卷》、《衰老合瘀血》等。曾获多项科技成果奖。
颜老在六十年行医生涯中，上下求索，勇探未知，不断创新，善于总结经验，勤于著书立说。60年代以来，从事“衡法”治则的研究。他根据《黄帝内经》“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之说，认为气血是人体脏腑、经络、九窍等一切组织器官进行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提出“气为百病之长，血为百病之胎”，“久病必有瘀，怪病必有瘀”的学术观点及调气活血为主的“衡法”治则，在中医治则学研究中，开辟了新的天地，是理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一法则在八十年代应用于延缓衰老，从事“瘀血与衰老”的科学研究。《人民日报》曾刊出“人体衰老上海有新说”的报导。衡法学说，荣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还由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根据颜氏学说，拍摄“抗衰老”科技片，参加国际生命科学电影展并获奖。颜老不仅中医理论上有创新，在临床上也医术精湛，颇有特色，独树一帜。对治疗疑难杂病、老年病，均取得显著疗效，名扬海内外。
1989年荣获全国铁路先进个人光荣称号。1990年经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认为全国首届继承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工作指导老师，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待遇，1994年获英国剑桥大学世界名人成就贡献奖及美国名人传记学会20世纪成就奖。1995年获首届“上海市名中医”称号。上海市卫生局还拍摄“歧黄一杰——颜德馨传记”电视片，记录了颜老为中医事业作出的辉煌成就。1999年荣获上海市医学荣誉奖。颜老慷慨解囊20万元设“颜德馨中医药人才奖励基金”，充分反映颜老对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无限执着和对人才培养的无私奉献。 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著有《餐芝轩医集》、《活血化瘀疗法临床实践》、《医方囊秘》、《气血与长寿》、《中国历代中医抗衰老秘要》、《颜德馨医艺荟萃》、《颜德馨诊治疑难病秘笈》、《中华名中医治病囊秘颜德馨卷》、《衰老合瘀血》等。曾获多项科技成果奖。
学无止境一生追求——访著名中医方和谦
方和谦，1923年生，国家级名老中医。曾任北京朝阳医院中医科主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北京中医学会理事长等职。擅长治疗呼吸系统疾病及肝、胆、肾等内科疑难杂症。 出诊时间：北京炎黄国医馆出诊地点：周三上午 也许很多人都不曾知晓，早在去年非典期间，自己所喝的“抗非”汤药，或许就是出自现年已81岁高龄的著名老中医方和谦之手。和许多名医的经历一样，方老出身中医名家，自幼便在父亲耳濡目染下走进中医的大门。时至今日行医60余载，对中医的挚爱早已根入身心。谈起自己钟爱一生的事业，方老眼中闪烁的光芒总让人感动。
方老将自己的行医历程概括为“风风雨雨”，但一路走来，不管曾遇到过怎样的挫折，他说自己都从来没放弃过踏踏实实治病救人的理念。问及第一次行医的经历，老人依然记忆犹新：当年14岁的他跟随父亲为一名腹胀呕吐、高烧不退的患儿会诊，父亲鉴于此患儿是因正月十五吃元宵过多所致，便当机立断开了急泻药，患儿在服药后连续排便3次，热退身安。方老也借此提醒广大喜食元宵的读者勿急食多食，适量为好。
方老擅长医治各种疑难杂症，就诊者以呼吸道及肝胆肾病居多。60余载的行医生涯中，老人救治过的患者不计其数，但对于一些疑难杂症的种种症状仍能悉数道来，成就与欣慰溢于言表。对于自己的功成名就，方老仅引用老子的名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坦然作答。为满足患者所需，方老常年都坚持每周出9个半天的门诊量。即便如此，在就诊的空闲时间，老先生还不忘见空插针地为学生批阅试卷。“活到老，学到老”，这也是方老对自己的敬业要求。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方老一直侃侃而谈，声音洪亮，笑声不绝于耳且不显疲惫。问起他的养生之道，老先生极力推崇首先要健脾合胃。尤其在夏季，不合理或超负荷的饮食都极易引起胃肠的不适。方老的女儿告诉记者，在生活中，方老还是一个极有生活情趣的人：麻将、京剧、象棋样样爱好。在饭店遇到可口的饭菜也一定要学为己用。不仅如此，老人至今仍坚持骑残疾人摩托车上班，甚至还一直向往要拥有机动车驾驶证。问及老人坚强的毅力和超人的记忆力从何而来？方老的女儿说，这与他本人拥有豁达的胸襟、平淡的心境及乐观的心态都有着相当大的关系。如果用一句话点评父亲，方老的女儿说，父亲人如其名———一生为人处世平和乐观、谦虚谨慎、与事无争，真正称得上是晚辈的楷模。
文章来源：《健康时报》
方老将自己的行医历程概括为“风风雨雨”，但一路走来，不管曾遇到过怎样的挫折，他说自己都从来没放弃过踏踏实实治病救人的理念。问及第一次行医的经历，老人依然记忆犹新：当年14岁的他跟随父亲为一名腹胀呕吐、高烧不退的患儿会诊，父亲鉴于此患儿是因正月十五吃元宵过多所致，便当机立断开了急泻药，患儿在服药后连续排便3次，热退身安。方老也借此提醒广大喜食元宵的读者勿急食多食，适量为好。
方老擅长医治各种疑难杂症，就诊者以呼吸道及肝胆肾病居多。60余载的行医生涯中，老人救治过的患者不计其数，但对于一些疑难杂症的种种症状仍能悉数道来，成就与欣慰溢于言表。对于自己的功成名就，方老仅引用老子的名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坦然作答。为满足患者所需，方老常年都坚持每周出9个半天的门诊量。即便如此，在就诊的空闲时间，老先生还不忘见空插针地为学生批阅试卷。“活到老，学到老”，这也是方老对自己的敬业要求。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方老一直侃侃而谈，声音洪亮，笑声不绝于耳且不显疲惫。问起他的养生之道，老先生极力推崇首先要健脾合胃。尤其在夏季，不合理或超负荷的饮食都极易引起胃肠的不适。方老的女儿告诉记者，在生活中，方老还是一个极有生活情趣的人：麻将、京剧、象棋样样爱好。在饭店遇到可口的饭菜也一定要学为己用。不仅如此，老人至今仍坚持骑残疾人摩托车上班，甚至还一直向往要拥有机动车驾驶证。问及老人坚强的毅力和超人的记忆力从何而来？方老的女儿说，这与他本人拥有豁达的胸襟、平淡的心境及乐观的心态都有着相当大的关系。如果用一句话点评父亲，方老的女儿说，父亲人如其名———一生为人处世平和乐观、谦虚谨慎、与事无争，真正称得上是晚辈的楷模。
文章来源：《健康时报》
Saturday, August 29, 2009
方和谦治疗疑难杂症验案4则（克隆氏病、口腔白斑等）
方和谦教授为全国知名中医专家，行医济民60载，在治疗疑难杂症上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现选录医案4则，以飨同道。
1 克隆氏病
患者，男，37岁。形体消瘦，3年来腹胀痛，大便溏泻，喜热饮。曾在某某医科大学做钡餐造影：回肠节段性狭窄，假性憩室形成。确诊为克隆氏病。查血红蛋白100g／L。舌淡红苔薄白，脉缓。中医辨证为脾气虚弱，湿阻气机。治以补气培中，理气祛湿。方用参苓白术散加减：党参10g，白茯苓10g，炒白术10g，炙甘草5g，炒山药15g，莲子肉10g，生苡米20g，焦神曲6g，炒谷芽15g，炙黄芪10g，大枣4个，陈皮10g，补骨脂5g，木香3g，川黄连3g，炮姜炭3g。6剂，水煎服。嘱饮食宜软、烂、熟、温。二诊时患者诉药后时有小腹痛，矢气则舒，大便不成形，日1次，舌脉同前。继服前方加炒白芍10g，7剂。1周后患者来诊，自觉腹痛减轻。大便2日1行，先干后稀。继服前方加佩兰6g，6剂。嘱服3天停1天。三诊后患者大便逐渐成形，腹痛偶发，半年来一直坚持用中药调理，病情平稳。
按：克隆氏病属于中医所说的腹泻范畴。方老认为此病病位在脾，病机为脾气虚弱，运化失司，使湿停气阻，故临床腹泻与腹痛并见；久病气虚而致血虚，有贫血、消瘦等虚证表现。因此对于此病的治疗，应以健脾祛湿为主，佐以理气止痛。用参苓白术散健脾化湿，香连丸理气止痛，加焦神曲、炒谷芽、大枣、陈皮和胃安中，重用益气健脾药炙黄芪升提脾气，补骨脂、炮姜炭固涩止泻。理、法、方、药丝丝人扣，故临床疗效节节取胜。
2 口腔白斑
患者，男，39岁。1年前双侧颊部口腔粘膜发现白斑。曾到某某医院就诊，确诊为口腔白斑。局部 无明显不适，患者一般情况好，纳食可，二便调，舌质 红，苔薄白，脉平缓。中医辨证属湿毒蕴肤，以清解利湿为法。处方：生炙甘草各5g，生苡米20g，白花蛇舌草15g，白茯苓10g，蝉蜕5g，丹皮10g，玉竹 10g，银花10g，炒谷芽10g，炒白术10So 15剂，水煎服。二诊时患者左颊白斑已逐渐缩小，自觉口干，偶有牙龈出血，舌脉同前。继服前方加生地10g，再予15剂。三诊时患者左颊白斑已愈，左侧也已变小，再投上方15剂，并嘱其一旦痊愈不用再诊，患者果未再诊。
按：口腔白斑是中老年人较常见的口腔粘膜病， 是口腔癌前病变之一。方老认为本病病位在口，与脾密切相关。因脾开窍于口，主运化水湿，主肌肉。脾失运化，湿停毒郁，发于口腔粘膜，粘膜受湿邪侵蚀，故发白斑。方老谨守病机，用生苡米、白茯苓、炒白术健脾化湿；白花蛇舌草、银花、生甘草清热解毒；炒谷芽健脾和胃；玉竹养阴清热，补而不燥，且有活血之功，丹皮可泻阴中之火，凉血活血：辆者同用活血化瘀通络，均可加强局部的血液循环，促进粘膜愈合；配蝉蜕祛风，以皮达皮；炙甘草调和诸药。
3 亚急性甲状腺炎
患者，女，50岁。3个月来右颈部肿痛，可触及一1cmX2cm大小结节。夜间低热，体温在37．4-37．7 oC之间。汗出烦热，纳便尚可。舌淡红苔薄白，脉弦平。半月前在我院做甲状腺B超，报告为：弥漫性炎症。确诊为亚急性甲状腺炎。住院1个月，服激素治疗。现仍有低热，症状改善不明显，求治于方老。本病方老诊断属瘿瘤，辨证为热郁上焦，痰凝气结。治疗以清热散结通络为法。处方：银花15g，连翘15g，桔梗10g，橘叶6g，大瓜蒌15g，泽兰叶10g，白芷3g，当归6g，陈皮10g，生甘草6g，天花粉10g，蒲公英10g。 10剂，水煎服。嘱禁食海鲜等发物。二诊时体温已正常，右颈部仍肿大，疼痛缓解。继服前方加川贝5g，20剂。三诊患者右甲状腺结节已消，疼痛偶发。继服前方10剂而病愈。
按：亚急性甲状腺炎属中医瘿瘤范畴，但方老没有用治疗瘿瘤的软坚散结的常用治法，而是把其当作疮疡来对待，以仙方活命饮加减。立法独到，疗效独特，令人赞叹!方中银花、连翘、蒲公英、生甘草清热解毒，白芷疏散外邪，花粉、贝母清热散结，当归、泽兰活血散瘀，瓜蒌、橘叶理气化痰，陈皮理气和中。前后服药2月余，获祛毒、散结、消肿、止痛之效。
4 习惯性便秘
患者，女，36岁。1年来大便秘结，脘腹胀满，腹痛纳呆，行经乳胀、痛经。舌淡红，苔薄白，脉缓。属肝气郁结、肝胃不和之证。方老处方以其经验方和肝汤(党参9g，当归12g，白芍9g，柴胡9g，茯苓9g，白术9g，薄荷3g，生姜3片，香附9g，苏梗9g，炙甘草6g，大枣4枚)加台乌药10g，干佛手6g，陈皮6g，麦冬6g。 7剂，水煎服。二诊诉脘腹胀满好转，大便仍干，纳差。继服前方加瓜蒌仁12g，12剂。第三次来诊时病人欣喜地说：“方老的药太好了!不仅把我的腹胀便秘治好了，还治了我的妇科病。痛经缓解了，经量也增多了，颜色已由暗转红”。方老嘱效不更方，再予前方12剂而病愈。
按：中医认为便秘多由大肠积热、或气滞、或寒凝、或阴阳气血亏虚，使大肠的传导功能失常所致，而由肝脏功能失调导致的便秘往往被人忽视。方老认为该患者便秘与情志有关。因情志不遂，而致肝气疏泄不利，而影响脾的运化升清及胃的降浊功能。在上为呕逆嗳气，在中为脘腹胀满疼痛，在下则为便秘。故方老在治疗此种便秘时，着重从调肝人手，痼疾随之而解。所用的和肝汤系由逍遥散加党参、香附、苏梗、大枣4味药而组成，既保留了逍遥散疏肝解郁、健脾和营之功，又增加了培补疏利之特性，有两和肝胃、气血双调的功效。方老还特意嘱咐病人定时蹲厕，每天多食粗粮及粗纤维食物，如菠菜、红薯等，加强大肠的蠕动功能，养成定时排便的良好习惯。
1 克隆氏病
患者，男，37岁。形体消瘦，3年来腹胀痛，大便溏泻，喜热饮。曾在某某医科大学做钡餐造影：回肠节段性狭窄，假性憩室形成。确诊为克隆氏病。查血红蛋白100g／L。舌淡红苔薄白，脉缓。中医辨证为脾气虚弱，湿阻气机。治以补气培中，理气祛湿。方用参苓白术散加减：党参10g，白茯苓10g，炒白术10g，炙甘草5g，炒山药15g，莲子肉10g，生苡米20g，焦神曲6g，炒谷芽15g，炙黄芪10g，大枣4个，陈皮10g，补骨脂5g，木香3g，川黄连3g，炮姜炭3g。6剂，水煎服。嘱饮食宜软、烂、熟、温。二诊时患者诉药后时有小腹痛，矢气则舒，大便不成形，日1次，舌脉同前。继服前方加炒白芍10g，7剂。1周后患者来诊，自觉腹痛减轻。大便2日1行，先干后稀。继服前方加佩兰6g，6剂。嘱服3天停1天。三诊后患者大便逐渐成形，腹痛偶发，半年来一直坚持用中药调理，病情平稳。
按：克隆氏病属于中医所说的腹泻范畴。方老认为此病病位在脾，病机为脾气虚弱，运化失司，使湿停气阻，故临床腹泻与腹痛并见；久病气虚而致血虚，有贫血、消瘦等虚证表现。因此对于此病的治疗，应以健脾祛湿为主，佐以理气止痛。用参苓白术散健脾化湿，香连丸理气止痛，加焦神曲、炒谷芽、大枣、陈皮和胃安中，重用益气健脾药炙黄芪升提脾气，补骨脂、炮姜炭固涩止泻。理、法、方、药丝丝人扣，故临床疗效节节取胜。
2 口腔白斑
患者，男，39岁。1年前双侧颊部口腔粘膜发现白斑。曾到某某医院就诊，确诊为口腔白斑。局部 无明显不适，患者一般情况好，纳食可，二便调，舌质 红，苔薄白，脉平缓。中医辨证属湿毒蕴肤，以清解利湿为法。处方：生炙甘草各5g，生苡米20g，白花蛇舌草15g，白茯苓10g，蝉蜕5g，丹皮10g，玉竹 10g，银花10g，炒谷芽10g，炒白术10So 15剂，水煎服。二诊时患者左颊白斑已逐渐缩小，自觉口干，偶有牙龈出血，舌脉同前。继服前方加生地10g，再予15剂。三诊时患者左颊白斑已愈，左侧也已变小，再投上方15剂，并嘱其一旦痊愈不用再诊，患者果未再诊。
按：口腔白斑是中老年人较常见的口腔粘膜病， 是口腔癌前病变之一。方老认为本病病位在口，与脾密切相关。因脾开窍于口，主运化水湿，主肌肉。脾失运化，湿停毒郁，发于口腔粘膜，粘膜受湿邪侵蚀，故发白斑。方老谨守病机，用生苡米、白茯苓、炒白术健脾化湿；白花蛇舌草、银花、生甘草清热解毒；炒谷芽健脾和胃；玉竹养阴清热，补而不燥，且有活血之功，丹皮可泻阴中之火，凉血活血：辆者同用活血化瘀通络，均可加强局部的血液循环，促进粘膜愈合；配蝉蜕祛风，以皮达皮；炙甘草调和诸药。
3 亚急性甲状腺炎
患者，女，50岁。3个月来右颈部肿痛，可触及一1cmX2cm大小结节。夜间低热，体温在37．4-37．7 oC之间。汗出烦热，纳便尚可。舌淡红苔薄白，脉弦平。半月前在我院做甲状腺B超，报告为：弥漫性炎症。确诊为亚急性甲状腺炎。住院1个月，服激素治疗。现仍有低热，症状改善不明显，求治于方老。本病方老诊断属瘿瘤，辨证为热郁上焦，痰凝气结。治疗以清热散结通络为法。处方：银花15g，连翘15g，桔梗10g，橘叶6g，大瓜蒌15g，泽兰叶10g，白芷3g，当归6g，陈皮10g，生甘草6g，天花粉10g，蒲公英10g。 10剂，水煎服。嘱禁食海鲜等发物。二诊时体温已正常，右颈部仍肿大，疼痛缓解。继服前方加川贝5g，20剂。三诊患者右甲状腺结节已消，疼痛偶发。继服前方10剂而病愈。
按：亚急性甲状腺炎属中医瘿瘤范畴，但方老没有用治疗瘿瘤的软坚散结的常用治法，而是把其当作疮疡来对待，以仙方活命饮加减。立法独到，疗效独特，令人赞叹!方中银花、连翘、蒲公英、生甘草清热解毒，白芷疏散外邪，花粉、贝母清热散结，当归、泽兰活血散瘀，瓜蒌、橘叶理气化痰，陈皮理气和中。前后服药2月余，获祛毒、散结、消肿、止痛之效。
4 习惯性便秘
患者，女，36岁。1年来大便秘结，脘腹胀满，腹痛纳呆，行经乳胀、痛经。舌淡红，苔薄白，脉缓。属肝气郁结、肝胃不和之证。方老处方以其经验方和肝汤(党参9g，当归12g，白芍9g，柴胡9g，茯苓9g，白术9g，薄荷3g，生姜3片，香附9g，苏梗9g，炙甘草6g，大枣4枚)加台乌药10g，干佛手6g，陈皮6g，麦冬6g。 7剂，水煎服。二诊诉脘腹胀满好转，大便仍干，纳差。继服前方加瓜蒌仁12g，12剂。第三次来诊时病人欣喜地说：“方老的药太好了!不仅把我的腹胀便秘治好了，还治了我的妇科病。痛经缓解了，经量也增多了，颜色已由暗转红”。方老嘱效不更方，再予前方12剂而病愈。
按：中医认为便秘多由大肠积热、或气滞、或寒凝、或阴阳气血亏虚，使大肠的传导功能失常所致，而由肝脏功能失调导致的便秘往往被人忽视。方老认为该患者便秘与情志有关。因情志不遂，而致肝气疏泄不利，而影响脾的运化升清及胃的降浊功能。在上为呕逆嗳气，在中为脘腹胀满疼痛，在下则为便秘。故方老在治疗此种便秘时，着重从调肝人手，痼疾随之而解。所用的和肝汤系由逍遥散加党参、香附、苏梗、大枣4味药而组成，既保留了逍遥散疏肝解郁、健脾和营之功，又增加了培补疏利之特性，有两和肝胃、气血双调的功效。方老还特意嘱咐病人定时蹲厕，每天多食粗粮及粗纤维食物，如菠菜、红薯等，加强大肠的蠕动功能，养成定时排便的良好习惯。
一病一方 药少力专——方和谦
著名中医专家方和谦出身于中医世家，其父方伯屏是北平国医学院及华北国医学院教授。方和谦自幼随父学医，18岁悬壶京师，至今行医60余年。方和谦曾任北京朝阳医院中医科主任、北京中医学会名誉理事长，现在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附属鼓楼中医医院“京城名医馆”出诊。方和谦继承并发扬方氏学术特点，精通典籍，旁及名家，崇尚脾胃学说，学术思想奠基于《内经》而学成于仲景，并涉及东垣诸家，对《伤寒论》、《金匮要略》及《脾胃论》等典籍研究深入浅出，学以致用。临床精研内科，善治疑难杂证。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方和谦深得辨证论治之精髓，积多年临床经验，首创“和肝汤”，此方具有扶后天之本之正气，祛郁滞之邪气，适用于肝脾气血失和的多种疾病，为和解法又一有效方剂。
方和谦医术精湛，内、妇、外科均能接诊。他应用古人之法而不拘泥于古人之方，在处方用药中，一切从病情需要出发，辨证合理，用药少而力专，药到病除。他很少用犀、羚、麝等贵重药品，力求简、便、廉地解决问题。方和谦认为中药汤剂最能反映中医辨证用药的特点，主张一病一方，这也是他临床诊病的最大特色。
“國醫大師”王綿之在京逝世
2009年07月14日09:35 來源：健康報網
我國著名的中醫藥學家，中醫教育家，北京中醫藥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第六、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王綿之教授因病醫治無效，於2009年7月8日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86歲。7月12日，王綿之教授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殯儀館舉行。 王綿之教授1923年出生於江蘇省南通市中醫世家，為第19代傳人。1957年8月因工作需要調北京中醫學院（現北京中醫藥大學），歷任方劑學教研室主任、基礎部主任，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院務委員會副主任等職。2007年10月，被評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2008年12月，被北京市授予 “首都國醫名師”稱號。2009年5月，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衛生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聯合授予首屆“國醫大師”稱號。（來源： 健康報 通訊員於麗珊 記者嚴少衛）
我國著名的中醫藥學家，中醫教育家，北京中醫藥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第六、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王綿之教授因病醫治無效，於2009年7月8日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86歲。7月12日，王綿之教授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殯儀館舉行。 王綿之教授1923年出生於江蘇省南通市中醫世家，為第19代傳人。1957年8月因工作需要調北京中醫學院（現北京中醫藥大學），歷任方劑學教研室主任、基礎部主任，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院務委員會副主任等職。2007年10月，被評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2008年12月，被北京市授予 “首都國醫名師”稱號。2009年5月，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衛生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聯合授予首屆“國醫大師”稱號。（來源： 健康報 通訊員於麗珊 記者嚴少衛）
2009 「30國醫大師」 - 王绵之 (part2)
沛，自我感觉良好，各项生理指标正常，他们的心率、血压都非常稳定，没有出现任何病症，并且能够健康自主出舱，返回后航天员的身体恢复很快，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您将中医药应用于载人航天，为我国神舟六号、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航天员医监医保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传统医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对中医药作用的充分肯定。中医药在航天医学上显示出的独特优势，也引起了俄罗斯、美国等航天大国的高度关注。
攻克疑难病症的开路人
王老对记者说，中医不要怕别人反对，关键是自己站得直不直，中医自己要争气。治好疑难病，不是在为自己出名，是为中医争光，提高中医的学术地位。这是对每个中医的基本要求，也是最高要求。中医的名是实践出来的，是病人的口碑出来的。
2007年，我国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在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中医生命与疾病认知方法”下，王绵之教授是传承人之一。
在70年的医疗实践中，王老是攻克疑难病症的开路人。我们来看几个简单的记录：
1974年，王老带学生到河北定县开门办学时，有一位29岁的农村妇女患中毒性痢疾已经高烧昏迷了21天，曾用各种抗菌素和其他西药治疗，就是不见好转。一些医院用各种办法治疗无效，认为这个病人没救了，即使醒了也会因长期昏迷而失去语言能力。患者家属请求王绵之诊治，王绵之守在病人身旁数天，精心医治，随时视病人情况改方给药，半个月后，病人的神志清醒了；3个月后，终于开口说话了。
1976年春，内蒙古一位叫李振荣的16岁男孩，患了脑干肿瘤。父母带着他到处求医，最后在被北京的某大医院被宣判了“死刑”。王老为他医治半年，病情显著好转。继续服药两三年后，李振荣已能参加体力劳动，后来还做了某卫生所的化验员。
王老经验丰富，医术独到，不仅审病精细，辨证准确，而且用药精当，配伍巧妙，善于兼融西说，临床曾治愈多例顽固性哮喘、粟粒型和空洞型肺结核、慢性肾病、肝硬化、Ⅰ型和Ⅱ型糖尿病、脱髓鞘病、脑肿瘤、垂体瘤、椎体病及先天性免疫功能低下等难治病。
有一位王老至今还在治疗的患有肾衰的旅美华人，十多年前就被美国医生宣判必须换肾。这位患者经朋友介绍从美国回到北京找到了王老。经过王老细致的治疗，直到现在，这位患者还没有换肾，每天还吃着王老的方子。给他治病的美国医生十分惊叹他好转的速度，称他在中国遇到了神医。
王老认为，经过几千年历代中医的不断继承发扬，现代的中医也借鉴了西医和其他学科的长处为中医所用，应该说现在的中医水平比过去要高。同时，中医通过辨证论治，可以有很大的空间去给病人配药，这是中医的优势。
一位做了肝移植3年目前王老正在治疗的患者，服用王老配有人参的方子后，感觉效果非常好。而西医对待这样的器官移植患者，是不主张服用人参的，因为器官移植需要抑制免疫。对此王老解释说，单独使用人参可能是有弊病，但放在方子里用，有君臣佐使相互制约，可以克服弊病，扬长避短，提高疗效，这就是方剂学的学问。
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王老屡起沉疴，名声鹊起，蜚声海内外，他的医德也为群众广为传颂。23年前，光明日报就曾在头版头条报道过王老29年如一日义务为群众看病的事迹。
王老常以“医乃仁术，当以济世为先”之古风家训自勉，对于病家，心存救济，见人之苦，若身受之。为人治病不分贵贱高低，上至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远为异国贵客，近到邻里街坊，无不一视同仁。
王老的病人常说，王老看病总是面带微笑，还不时说着风趣的话，让我们精神上很轻松和快乐，这是他的一个特点。这应该也是王老治病的一个手段。王老说，有些病人得病后难受，精神压力大，进了他的诊室，精神压力解除了，感觉轻松了许多，好像病痛也退了一些似的。所以，即使自己精神再不好，只要来了病人，必须马上打起精神来。王老就是这样心系病人的疾患，忧天下人之忧，乐天下人之乐。
弘扬中医 不忘责任
中医教育一直是王老放不下的心头之忧。他对记者说，中医院校教育这么多年，培养了不少中医人才，还是成功的，但是不完善，必须要有再教育、后续教育（包括师带徒）和自己的学习提高进行补充，这甚至比前期的教育更重要。中医教育不能光靠中医院校，还要靠政府行为和社会力量，还有中医自己。
王老还说，成为名医，不能单纯就会看看病或就会写写书，要既有理论又有实践，还要会传承，这是责任。
晚年的王老时刻萦怀的就是这“责任”二字。
王老作为中医界的一老，更是一宝。作为一老，他始终不忘一老的责任——传承国医精华。
70年来，他曾与多位老中医一起多次上书，为中医药机构建设、中医药立法等献计献策，充分体现了一个名老中医对中医药事业的拳拳之心和高度责任感。
他历任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委员，全国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曾多次深入行业基层作社会调查，积极向政府反映各方面的意见，为党和政府制定中医药方针、政策献计献策。1991年，在国家机构改革中，仍有一种声音，要求取消在中医界不懈努力下刚刚建立几年的国家中医药管理机构。王老利用政协委员的身份，在全国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协作工作会议上为保存中医药管理机构而奋力呼吁。
王老还充分利用兼任国家自然基金会生物部医学学科委员、国家卫生部药品评审委员会委员暨中药分委员会主任、中国药典委员会委员暨中药组组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科技重大成果评选委员会委员、国家新药研究与开发中心常务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中药学会会长等身份，通过其社会影响力，为中医药事业的振兴发展而积极努力。
王老还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赴海外进行学术交流的我国中医药界代表。他先后应邀出访日本、新加坡、泰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或为元首和重症患者诊疗，或进行医学考察，或做学术演讲，以其高尚的医德、高超的医术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医名远播于异域，为传播古老的中国文化瑰宝——中医药于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
1990年7月，国务院颁予他政府特殊津贴与荣誉证书。2007年10月，北京市专门成立了“北京中医药薪火传承‘3+3’工程建设单位王绵之名老中医工作室”；2008年12月，北京市“三局”授予王老“首都国医名师”称号。
回首王老半个多世纪的从医之路，恰如他挥毫而就的《八十抒怀》：
“幼承家学读岐黄，天生傲骨气不狂，禅参三指终有得，风雨十年幸无伤，辨证论治融新说，圆机活法有奇方，悬壶济世乃天职，我愿人人寿而康。”
王绵之小传
1923年，出身于江苏省南通市中医世家，为第19代传人。
1936 年-1937年，随父亲王蕴宽学习中医。
1942年，在南通城区正式悬壶故里。
l947年，经国家考试获《中医师合格证书》。1953年，获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换发的《中医师证书》。
1955年-1956年，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进修，后留校任教，筹建方剂教研组。
1957年至今，北京中医药大学从事教学、管理、临床与科研工作。
2009 「30國醫大師」- 王绵之 (part 1)
王绵之，男，汉族，1923年10月出生，北京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教授，1942年1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首都国医名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创建和发展了中医方剂学科；组方防治太空病的中药“太空养心丸”；攻克大量疑难病症。提起王绵之教授，最值得称道的就要属三项令人瞩目的创新——开中医历史先河，创建和发展了中医方剂学科；组方防治太空病的中药“太空养心丸”，将传统中医与现代航天科学完美结合；治愈大量疑难病症，扩大了传统中医的治疗范围。这可说是王老这辈子对中医药发展的三大创新和三大贡献。
也正是王老这一代名老中医，在新中国走过的60年中，承担了传承与升华传统中医的使命，推动着护佑中华民族走过了几千年的中医药走到今天。
创建中医方剂学科
中医历史悠久，但过去只有本草学，方剂及其理论散在于各家著作中，没有系统的方剂学。方剂学是新中国有了中医学院教育后才提出来的，而这项空白是由王老在上世纪50年代填补的。
王绵之教授1 9 2 3年出身于江苏省南通市一个祖传世医家庭，至他已是“王氏医术”的第19代传人了。父亲王蕴宽是上个世纪20年代南通地区家喻户晓的名医，享誉大江南北。从小耳濡目染使王绵之酷爱中医，有志继承家学。在父亲“学医必精，为医必仁”思想的影响下和“医生必须要懂药，要识药性，会认药，知药味，一尝便知是对是错”的教导下，他15岁开始随父识药辨病、出诊理症，背诵汤头本草，研读中医典籍，积累了丰富扎实的中医和中药学知识，为日后济世活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2年，他正式悬壶在家乡应诊，因屡起沉疴，名声日隆。
1955年，王绵之教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今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培训一年，后留校任教，并筹建方剂教研组，任教研组组长兼学校门诊部主任，创编、审定《中医方剂学讲义》等多部中医教材，从此与中医方剂学结下终生情缘。随着新中国高等中医药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师资成为当时制约各地中医院校发展的瓶颈，1957年7月，卫生部中医司抽调王绵之等一批师资到北京中医学院工作，他担任了方剂教研室的主任。
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中医方剂学在他手中逐步成型——成熟，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王老认为，中医方剂学是运用中药使辨证论治具体化的一门学科，是一门既有基础又有临床的桥梁课，它跟西医的药学或药物学课程的意义不一样，它是教学生如何研究方剂、如何开方剂的课程。
方剂学的核心是研究治法和方剂的理论及其临床运用，它涉及中医理、法、方、药四个方面，与各门课程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是辨证论治的工具；同时，方剂学与现代药理、化学、制剂及生命科学等多学科渗透，也是发现方剂的潜在功效和新用途以及改进传统剂型、研发复方新药的工具。因此，方剂学被作为现代中医药教育各专业的必修基础课程。
几千年来的中医都是靠师承学习，方剂学科的建立，联系中医基础和临床，沟通中医和中药，衔接传统中医和现代科学方法，为采用中医院校教育培养中医药人才开创了一种全新的途径。
从教学大纲的制定、《方剂学》教材的编写、修订和审阅，到方剂学科硕士点、博士点的建立和建设，全国方剂师资高研班的讲课，无不倾注了王老的大量心血，他集多年教学经验总结出了一整套中医方剂教学法。
北京中医药大学对于王老的贡献评语是：对于中医方剂学科的构建和发展居功至伟，成为现代中医 药学科体系的重要支柱；在教学上，浸淫历朝经典，融会当代新知，纵横捭阖，通达古今，精思明辨，自成一家。
如今，王绵之教授创建的方剂学科已经成为国家重点学科；由他主持编纂了《方剂学》、《中医药概论》、《中国医学百科全书·方剂学分卷》、《全国高等院校中医方剂教学参考丛书》、《古方钩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85年版)》等专著均成权威范式。
记者本人也是王老方剂学的受益者，至今保存有一本30年前学习过的《汤头歌诀白话解》，就是王老在1960年主持编写的，几十年来再版了无数次、达近千万册，仅“文革”中再版了800万册，几乎全国的赤脚医生人手一册，被誉为“一把打开中医宝库的钥匙”。
让中医走入太空
随着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获得圆满成功，“神六”、“神七”的发射，也让全世界的人们再一次认识了中医药，由王绵之组方的中药“太空养心丸”首次被“神七”的航天员带入太空，在飞行期间服用。
王老使古老的中医药与最现代的航天科技完美结合在了一起。
从2005年起，王老应邀参加了航天员的保健工作。在王老的家中，记者看到了他自那时以来积攒起来的装了有十几袋的为航天员们用药的总结材料。航天英雄杨利伟从太空返回后，王老就参加了对他的调理恢复，并得到了满意的结果。“神六”发射前，王老提前3个月就开始去航天中心，根据每个航天员的情况，潜心研究制定调理方案，开方进行中药调理。
在最传统的领域里耕耘的王老和最现代的科技领域——航天结缘了。
在世界载人航天领域存在三大医学防护难题，空间运动病、减压病、体力耐力下降。国外曾有航天员因为飞行中出现严重生理障碍，不得不中止宇航飞行。还有的航天员在出舱时不能稳定站立，甚至需要搀扶或者抬出航天舱。资料表明，航天飞行前三天航天员空间运动病的发生几率高达50%。但是，中国的航天员们至今没有发现染有“运动病”。
这里，应该归功于我们的国宝——中医药，也归功于王老的创新性研究。
说起古老的中医药为什么能解决现代航天员遇到的身体问题，王绵之说，航天员都是身体最棒的人，他们能有什么病？中医所说的病，也不等于西医说的血压不正常、心电图不正常等等，中医是通过望闻问切看出机体五脏六腑、阴阳气血等哪一部分有偏差或不足，然后考虑航天员的工作量及环境变化等，进行调平。
中医讲究“平”，人体要达到最佳状态是很难的，但是要尽量调平，使各个器官之间能够很好合作，互相补充。为航天员用中药就是在调平，可以增强航天员的体质，让他们能在特殊环境下的适应性和耐受性得到提高。同时，航天员执行任务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尽管是一样的，但是他们也存在个体差异，所以给他们开的方子也是不同的。
经过长时间的体会和努力，王老为航天员的求平调理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成果——“太空养心丸”。
王老告诉记者，这个药就是专为“神七”做的，航天员在准备阶段和飞行阶段都在服用这个药。这个方子是在多年临床经验基础上，通过与航天员的接触，对他们训练过程身体变化的认识进行总结，和对他们飞行后身体恢复的保健调理的摸索，在中医理论指导下，根据航天员的生理特点及航天对人体的影响、损伤，等制定的带有规律性的处方。
王老说，中国的航天员通过中医保健后，身体状况比外国的航天员好，经国家航天中心监测，神舟六号航天员“心血管自主神经功能变化情况与俄罗斯、欧洲航天员存在明显差异……没有明显的受到重力变化的影响”。
对于这项经过实践检验卓有成效的成果，2008年12 月6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给这位中医大师85岁寿辰发来的贺信中说，“中国的载人航天实践表明：航天员在任务前，身体状态良好。任务中，航天员精力充
Wednesday, August 26, 2009
2009 「30國醫大師」 - 王玉川 (part 4)
而倒，一个老师的经验，用不了3天就能说完；相反，也可能临床跟师3年，还摸不到门。”
虽然如此，王玉川对所有的年轻中医都毫无保留，倾其所有，他甘为人梯、无私传授的风范使很多人受益终生。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届中医专业毕业生刘燕池教授，谈起一件往事。1962年他毕业分配到内蒙古讲内经课，没有经验的他返回母校寻求帮助。当时王玉川把历经一年刚誊完稿、尚未出版的《内经讲义》交给他，用作参考。刘燕池拿到这份原稿，心情澎湃，现在回想起来还常说“师恩难忘”。
他时时要求年轻学子做到言之有理，强调文以载道，每年审阅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工作，他从不敷衍，逐字逐句精心批阅，一本论文要修改几天。写满他整齐字迹的论文，经常被毕业生们珍藏。
王玉川一直强调理论和临床结合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长年坚持为普通百姓治病。他擅长治疗中医内科各种疑难杂症，如心血管疾病、风湿病、血液病等，临证时一丝不苟，疗效卓著，深受患者欢迎。
有段时间，王玉川在国医堂一周出诊4次，非常劳累。一次在北中医校园，刚从研究生处退休的鲁兆麟碰见了他，两人边走边聊。“和你说个事儿，”王玉川认真地说，“这国医堂看病，你能不能替我出两天？”但累归累，他还是一直坚持在临床一线。
深厚的理论功底，保证了王玉川卓越的临床疗效。有次鲁兆麟接诊一位神经根髓鞘脱的病人，治疗非常棘手，用遍了温阳药、补气药、活血药还是效果不好，他向王玉川请教。王玉川说，“《内经》讲‘肾恶燥，即食辛以润之’，你别净顾着补阳，加点细辛这类通药试试。”果不其然，病情好转。
在临床传承教学中，王玉川常从古典医籍中总结用药知识以示后人。他认为临床不应为方证相对束缚，要勇于探索能治多病的方剂。以《千金方》中能治疗30多种病证的“芫花散”为例，孙思邈对此方赞赏有加，但也无法解释原理，只能在书中寄望于后人。王玉川指出，有些医家沉湎于辨证论治，对古书中许多同方治异病的例子不屑一顾。研究同方治异证的机制，对实现中医现代化也有很大意义。
王玉川名下的七九级硕士研究生陶广正教授，得知恩师被评为“国医大师”欣然提笔：“为人淡泊，不慕虚名。师出名门，有真才实学；学富五车，而无头角夸诞。虽非博导，而众多博导皆曾受教；未登讲堂，而授课讲稿竟出其手。著述不多，却不乏真知灼见；临床虽少，却每能一丝不苟。审查论文，从不敷衍；撰写书评，必中肯綮。尊为国医大师，谁敢谓曰不然！”
王玉川小传
1923年，生于江苏省奉贤县。
1941-1943年，从医于中医名家戴云龙先生、陆渊雷先生，学成后在当地行医。
1943年-1955年，在奉贤县开设门诊从事中医临床工作。
1955年-1956年，在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深入学习中医相关知识。
1956年-1957年， 在南京中医学校从事中医药教学与临床工作。
1957年-1963年，奉卫生部调令来北京中医学院从事教学工作，潜心于《黄帝内经》的教学和研究。主持主编全国中医院校教材第一、二版《内经讲义》。
1978-1984年，在北京中医学院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任副院长。
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八届委员会委员，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顾问。
虽然如此，王玉川对所有的年轻中医都毫无保留，倾其所有，他甘为人梯、无私传授的风范使很多人受益终生。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届中医专业毕业生刘燕池教授，谈起一件往事。1962年他毕业分配到内蒙古讲内经课，没有经验的他返回母校寻求帮助。当时王玉川把历经一年刚誊完稿、尚未出版的《内经讲义》交给他，用作参考。刘燕池拿到这份原稿，心情澎湃，现在回想起来还常说“师恩难忘”。
他时时要求年轻学子做到言之有理，强调文以载道，每年审阅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工作，他从不敷衍，逐字逐句精心批阅，一本论文要修改几天。写满他整齐字迹的论文，经常被毕业生们珍藏。
王玉川一直强调理论和临床结合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长年坚持为普通百姓治病。他擅长治疗中医内科各种疑难杂症，如心血管疾病、风湿病、血液病等，临证时一丝不苟，疗效卓著，深受患者欢迎。
有段时间，王玉川在国医堂一周出诊4次，非常劳累。一次在北中医校园，刚从研究生处退休的鲁兆麟碰见了他，两人边走边聊。“和你说个事儿，”王玉川认真地说，“这国医堂看病，你能不能替我出两天？”但累归累，他还是一直坚持在临床一线。
深厚的理论功底，保证了王玉川卓越的临床疗效。有次鲁兆麟接诊一位神经根髓鞘脱的病人，治疗非常棘手，用遍了温阳药、补气药、活血药还是效果不好，他向王玉川请教。王玉川说，“《内经》讲‘肾恶燥，即食辛以润之’，你别净顾着补阳，加点细辛这类通药试试。”果不其然，病情好转。
在临床传承教学中，王玉川常从古典医籍中总结用药知识以示后人。他认为临床不应为方证相对束缚，要勇于探索能治多病的方剂。以《千金方》中能治疗30多种病证的“芫花散”为例，孙思邈对此方赞赏有加，但也无法解释原理，只能在书中寄望于后人。王玉川指出，有些医家沉湎于辨证论治，对古书中许多同方治异病的例子不屑一顾。研究同方治异证的机制，对实现中医现代化也有很大意义。
王玉川名下的七九级硕士研究生陶广正教授，得知恩师被评为“国医大师”欣然提笔：“为人淡泊，不慕虚名。师出名门，有真才实学；学富五车，而无头角夸诞。虽非博导，而众多博导皆曾受教；未登讲堂，而授课讲稿竟出其手。著述不多，却不乏真知灼见；临床虽少，却每能一丝不苟。审查论文，从不敷衍；撰写书评，必中肯綮。尊为国医大师，谁敢谓曰不然！”
王玉川小传
1923年，生于江苏省奉贤县。
1941-1943年，从医于中医名家戴云龙先生、陆渊雷先生，学成后在当地行医。
1943年-1955年，在奉贤县开设门诊从事中医临床工作。
1955年-1956年，在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深入学习中医相关知识。
1956年-1957年， 在南京中医学校从事中医药教学与临床工作。
1957年-1963年，奉卫生部调令来北京中医学院从事教学工作，潜心于《黄帝内经》的教学和研究。主持主编全国中医院校教材第一、二版《内经讲义》。
1978-1984年，在北京中医学院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任副院长。
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八届委员会委员，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顾问。
2009 「30國醫大師」 - 王玉川 (part 3)
翻下去，十几本笔记本的纸质都很粗糙，字体却都那么纤秀工整，有的字小得几乎看不清。可以想见王玉川当年是怎样地心细如发，这几十万娟秀小字承载着多少个安于清苦的日日夜夜。笔记内容有经典抄录，有个人思考，他很喜欢自制图表，比如为研究比较体质学说，他把巴甫洛夫神经类型、希波克拉底气质说以及内经的阴阳五态人划一个表格里，新颖而独特，给人启发。
那本传说中，被王玉川翻得书皮烂掉用胶布粘好、再无一处空白可写眉批的《黄帝内经》已经找不到了，他连自己的书和发表的文章也都没留意保存。“别人借走了没还，我也记不得向谁要了，哈哈哈！”显然他并不以为意，更不以为憾。多年的临床处方也没有保留一张，根本不打算出版临床经验集，“有什么用呢？没用！”玉川老这样给自己解释。
如今他眼睛花了，别说写字，翻看当年的笔记都得借用放大镜才行，但幸运的是，这种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已经延续下去。严季澜年轻时曾受教王玉川，他也是数十年如一日地坐在办公室研读经典、琢磨医案，喜欢用铅笔写些纤细小楷，下着旁人眼中的“笨功夫”。然而，就是这样一群学者的严谨操守，酿造北京中医药大学厚重的文化学术底蕴，在浮躁的今天，更显得可贵和难以超越。
王玉川治学注重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在1984年担任健康报振兴中医刊授学院顾问期间，他曾和刊院同学谈中医治学方法：“没有独立自主的精神，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作出成绩。不要做教材的奴隶，要做教材的主人，这才能把前人的成就真正变成自己的知识。决不能像果戈里在《死魂灵》里描写的那位‘死读书、读书死’的彼得尔希加，他辛辛苦苦读了一辈子书，到头来却什么知识都没得到。我们需要的是自己观察，自己思索，自己做主，那是一种独立思考的治学精神。”
这种独立思考的态度，使得王玉川在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屡获开创性突破，正是因为不迷信权威，敢于对传统提出质疑，才使得研究深入下去，跨越了一个个学术高峰。
了解王玉川的人，对他的第一评价大多是“低调”、“不争”。然而这样一个不喜参政的人，却是全国政协四届委员，担任北京中医学院的副院长多年，还有多项校内外职务，这似乎是种矛盾。
王玉川生性喜欢自由，他把这些称为“乱七八糟的事”。“当时没办法推，这也是种任务。”如果可以自己做决定，他断然不愿从熟悉的南方来到北方生活，更不愿从事行政工作。但是在其位谋其政，他在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期间提出的“关于公费医疗费用不宜包干到医院管理”的提案，被评为优秀提案。任院长期间，他重视教学科研和学术建设，内经专业被列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批重点学科，停刊20多年的《北京中医学院学报》于1981年恢复，成为学校及全国学术交流的重要阵地。
然而一旦退休，他就任何管理工作都不参与。据介绍，玉川老退休后更为低调，不轻易发表任何意见，每天8点前到办公室，中午回家稍作休息，下午又回来。“他的思维，就是做自己的事，看自己的书。”
这种淡泊、低调，不是怕得罪人，也不是没有想法，他是位特立独行、生性高洁的人。采访中，玉川老说的频率最高的词就是“无所谓”，他说，人生几十年，没必要争名夺利。“人家说我好也行，说我不好也罢，都一样！”
教育临床
“倘若倾心而倒，一辈子经验说不了3天”
虽然反对师带徒的方式，但受他恩惠的年轻中医成百上千，至今很多毕业生都珍藏着他逐字逐句精心审阅过的论文。理论临床相得益彰，其深厚的理论功底令其临床疗效卓著。
列在王玉川名下的学生并不多，不过四五人，和师带徒相比，他更提倡现代学院教育。他认为临床上从来没有相同的病人，好中医应该独自到临床去实践摸索。“倘若倾心
那本传说中，被王玉川翻得书皮烂掉用胶布粘好、再无一处空白可写眉批的《黄帝内经》已经找不到了，他连自己的书和发表的文章也都没留意保存。“别人借走了没还，我也记不得向谁要了，哈哈哈！”显然他并不以为意，更不以为憾。多年的临床处方也没有保留一张，根本不打算出版临床经验集，“有什么用呢？没用！”玉川老这样给自己解释。
如今他眼睛花了，别说写字，翻看当年的笔记都得借用放大镜才行，但幸运的是，这种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已经延续下去。严季澜年轻时曾受教王玉川，他也是数十年如一日地坐在办公室研读经典、琢磨医案，喜欢用铅笔写些纤细小楷，下着旁人眼中的“笨功夫”。然而，就是这样一群学者的严谨操守，酿造北京中医药大学厚重的文化学术底蕴，在浮躁的今天，更显得可贵和难以超越。
王玉川治学注重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在1984年担任健康报振兴中医刊授学院顾问期间，他曾和刊院同学谈中医治学方法：“没有独立自主的精神，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作出成绩。不要做教材的奴隶，要做教材的主人，这才能把前人的成就真正变成自己的知识。决不能像果戈里在《死魂灵》里描写的那位‘死读书、读书死’的彼得尔希加，他辛辛苦苦读了一辈子书，到头来却什么知识都没得到。我们需要的是自己观察，自己思索，自己做主，那是一种独立思考的治学精神。”
这种独立思考的态度，使得王玉川在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屡获开创性突破，正是因为不迷信权威，敢于对传统提出质疑，才使得研究深入下去，跨越了一个个学术高峰。
了解王玉川的人，对他的第一评价大多是“低调”、“不争”。然而这样一个不喜参政的人，却是全国政协四届委员，担任北京中医学院的副院长多年，还有多项校内外职务，这似乎是种矛盾。
王玉川生性喜欢自由，他把这些称为“乱七八糟的事”。“当时没办法推，这也是种任务。”如果可以自己做决定，他断然不愿从熟悉的南方来到北方生活，更不愿从事行政工作。但是在其位谋其政，他在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期间提出的“关于公费医疗费用不宜包干到医院管理”的提案，被评为优秀提案。任院长期间，他重视教学科研和学术建设，内经专业被列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批重点学科，停刊20多年的《北京中医学院学报》于1981年恢复，成为学校及全国学术交流的重要阵地。
然而一旦退休，他就任何管理工作都不参与。据介绍，玉川老退休后更为低调，不轻易发表任何意见，每天8点前到办公室，中午回家稍作休息，下午又回来。“他的思维，就是做自己的事，看自己的书。”
这种淡泊、低调，不是怕得罪人，也不是没有想法，他是位特立独行、生性高洁的人。采访中，玉川老说的频率最高的词就是“无所谓”，他说，人生几十年，没必要争名夺利。“人家说我好也行，说我不好也罢，都一样！”
教育临床
“倘若倾心而倒，一辈子经验说不了3天”
虽然反对师带徒的方式，但受他恩惠的年轻中医成百上千，至今很多毕业生都珍藏着他逐字逐句精心审阅过的论文。理论临床相得益彰，其深厚的理论功底令其临床疗效卓著。
列在王玉川名下的学生并不多，不过四五人，和师带徒相比，他更提倡现代学院教育。他认为临床上从来没有相同的病人，好中医应该独自到临床去实践摸索。“倘若倾心
2009 「30國醫大師」 - 王玉川 (part 2)
承古而不泥于古，注重创新，是贯穿王玉川研究中医理论的一条主线。比如，他论述阴阳学说的演变，认为从《周易》的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到中医学中的三阴三阳，是古代医家为适应医疗需要的一种改进，用三阴三阳能更精确地区分阴阳能量的盛衰多少。那种把三阴三阳的性质和次序认为是不能变动的“死板的规定”，是不符合实际的。
多年来，辨证论治被视为“中医特色”的重要标志，但是，王玉川认为这种提法并不合适。首先，辨证论治的统治地位是在牺牲了“同方异治”的宝贵经验，扼杀了寻找广谱有效方药的热情之后才取得的；其次，辨证论治的辉煌成就使人们的思维陷入永恒不变的公式之中，在辨证论治的圈子里打转，与创新的客观要求越来越远。他认为，那种认为辨证论治可解决一切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只能怨自己没有掌握好的思想“是一种现代迷信”，是只求稳定不求上进的表现。
王玉川常说，一个学者所以能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就不能没有一点可取之处，一篇文章做出了荒唐的结论，也不等于其中没有一点有价值的材料。因此对古代文化遗产，应采取审慎的态度，吸取合理内核，这体现了他“创新而不废古”的学术境界。
在对五行学说的研究中，王玉川甄别经学五行与医学五行，认为五脏五行说引入中医学后，不再艰涩难懂，实用价值较高。同时他看到，在五行归类、生克、承侮、制化以外，譬如“五行互藏”的内容仿佛已被遗忘，成为五行学说的研究空白，教材也没有反映。事实上，被遗忘的“五行互藏”有重要意义，比如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内经》阴阳二十五人的体质学说，比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气质学说、苏联巴甫洛夫的神经类型学说，都更为细致和全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运气学说一度被打入冷宫。王玉川可谓当代研究运气学说最有成就的人。他1993年主编的《运气探秘》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他探讨五运和六气的体系问题，指出平气概念的重要性，从西汉的灾害性天气论证了运气学说的科学性，阐发《素问》遗篇的学术价值。
“创新是硬道理，是科学技术的生命线。”王玉川认为，“有是证用是方”的原则是不对的。这种方证对应关系无一不是建立在“以方测证”，即是根据方药性味功能推测出病理状态这一方法的基础之上，在方药功能固定的前提之下，以方测证的结果当然百分之百符合方证相对的原则。然而，现代研究告诉我们，任何一味中药都含有多种有效成分，它们的药理作用也往往是多方面的，二味以上组成的复方则更为复杂。所以，“以方测证”本身，就不是什么正确可靠的唯一科学方法。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个水平上，就永远也不会有所发现、有所前进，方证之间相互关系的谜团也就永无解开之日。
治学做人
“看过他书批的人，都很震惊”
虽然时代久远，纸面泛黄，但他亲手描画的双螺旋体和多肽链，依然清晰而美好。他独立思考，在学问上敢于向权威挑战，生活中却淡泊低调，特立独行。“人家说我好也行，说我不好也罢，都一样！”
采访王玉川，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费尽各种周折。5月的一天，他终于如约坐在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办公室。然而面对媒体，他还是不愿多说什么，好在事先采访过知情人。北京中医药大学鲁兆麟教授说，“看过他书批的人，都很震惊。”
墙边立着一排书柜，信步走过去，翻出一本用1984年的日历装订的笔记本。日历背面写着一行行整齐小楷，红色、蓝色间杂铅笔，有的字下面划着重点号或横线，内容是关于孙思邈《外台秘要》的方药体会。再随意打开一本硬皮笔记，上面整齐地记着生物化学的内容，其中一页用极细的铅笔画着细胞RNA与蛋白质合成分解图，虽然时代久远，纸面泛黄，但双螺旋体和多肽链的结构依然清晰而美好。
多年来，辨证论治被视为“中医特色”的重要标志，但是，王玉川认为这种提法并不合适。首先，辨证论治的统治地位是在牺牲了“同方异治”的宝贵经验，扼杀了寻找广谱有效方药的热情之后才取得的；其次，辨证论治的辉煌成就使人们的思维陷入永恒不变的公式之中，在辨证论治的圈子里打转，与创新的客观要求越来越远。他认为，那种认为辨证论治可解决一切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只能怨自己没有掌握好的思想“是一种现代迷信”，是只求稳定不求上进的表现。
王玉川常说，一个学者所以能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就不能没有一点可取之处，一篇文章做出了荒唐的结论，也不等于其中没有一点有价值的材料。因此对古代文化遗产，应采取审慎的态度，吸取合理内核，这体现了他“创新而不废古”的学术境界。
在对五行学说的研究中，王玉川甄别经学五行与医学五行，认为五脏五行说引入中医学后，不再艰涩难懂，实用价值较高。同时他看到，在五行归类、生克、承侮、制化以外，譬如“五行互藏”的内容仿佛已被遗忘，成为五行学说的研究空白，教材也没有反映。事实上，被遗忘的“五行互藏”有重要意义，比如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内经》阴阳二十五人的体质学说，比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气质学说、苏联巴甫洛夫的神经类型学说，都更为细致和全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运气学说一度被打入冷宫。王玉川可谓当代研究运气学说最有成就的人。他1993年主编的《运气探秘》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他探讨五运和六气的体系问题，指出平气概念的重要性，从西汉的灾害性天气论证了运气学说的科学性，阐发《素问》遗篇的学术价值。
“创新是硬道理，是科学技术的生命线。”王玉川认为，“有是证用是方”的原则是不对的。这种方证对应关系无一不是建立在“以方测证”，即是根据方药性味功能推测出病理状态这一方法的基础之上，在方药功能固定的前提之下，以方测证的结果当然百分之百符合方证相对的原则。然而，现代研究告诉我们，任何一味中药都含有多种有效成分，它们的药理作用也往往是多方面的，二味以上组成的复方则更为复杂。所以，“以方测证”本身，就不是什么正确可靠的唯一科学方法。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个水平上，就永远也不会有所发现、有所前进，方证之间相互关系的谜团也就永无解开之日。
治学做人
“看过他书批的人，都很震惊”
虽然时代久远，纸面泛黄，但他亲手描画的双螺旋体和多肽链，依然清晰而美好。他独立思考，在学问上敢于向权威挑战，生活中却淡泊低调，特立独行。“人家说我好也行，说我不好也罢，都一样！”
采访王玉川，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费尽各种周折。5月的一天，他终于如约坐在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办公室。然而面对媒体，他还是不愿多说什么，好在事先采访过知情人。北京中医药大学鲁兆麟教授说，“看过他书批的人，都很震惊。”
墙边立着一排书柜，信步走过去，翻出一本用1984年的日历装订的笔记本。日历背面写着一行行整齐小楷，红色、蓝色间杂铅笔，有的字下面划着重点号或横线，内容是关于孙思邈《外台秘要》的方药体会。再随意打开一本硬皮笔记，上面整齐地记着生物化学的内容，其中一页用极细的铅笔画着细胞RNA与蛋白质合成分解图，虽然时代久远，纸面泛黄，但双螺旋体和多肽链的结构依然清晰而美好。
2009 「30國醫大師」 - 王玉川 (part 1)
王玉川，男，汉族，1923年9月出生，北京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教授，1943年3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首都国医名师”。
王玉川：内经研究领军人
他学术临床造诣深厚，亲自编撰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第一、二版《内经》教材；他的文章振聋发聩，观点新颖大胆，生活中却极为低调，从不与他人争；他的研究独辟蹊径，冷静客观，钦佩者很多，口碑极好。
在北京419路公交车上，常能看到一位手提便利袋、胸前用醒目的绿带系着乘车卡的老人，人们不会想到：这就是86岁的国医大师王玉川。
来北京50多年，他说常在梦中回到江南水乡。做了20年全国政协委员，担任北京中医学院副院长多年，然而回首往事，江苏奉贤乡下，那十几年自由自在的行医生活，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时光。
“什么名啊利啊，没意思的。”在老家当过小学教员、中医教师，但调北京以后讲课不灵了——口音重，学生听不懂。那就埋头做研究吧。一本王冰注《黄帝内经》翻烂了，用胶布粘好；书上批注写得密密麻麻，铅笔、钢笔小楷，遍布页眉页脚；自学生物、物理，画图制表，清苦寂寞，却乐在其中。
辛苦耕耘终结硕果，他成为中医界最早研究《内经》理论体系、学术内涵的中医学家，是《内经》重点学科的创建者和带头人，对阴阳学说的演变、气血循环理论、五行学说、运气学说、河图洛书等研究作出重要贡献。他高雅的风范、深邃的学识、严谨的精神和务实的态度，影响着全国同道，成为一个时代的旗帜。
学术成就
“老先生中，他的理论水平相当高”
他精研内经，醒世而作，对五行学说、气血循环理论、运气学说提出独到见解，破译河图洛书之谜，敢于对“辨证论治”、“有是证用是方”提出质疑。
没有先进的实验设备，不用文献校勘的方法，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靠什么来完成理论研究？玉川老笑答：“自己看书，想的嘛！”在那个参考资料极少的年代，常常是一本书、一盏灯，伴着王玉川熬到天亮，“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忽有所悟的欣喜，激励他一路坚持。
早在1938年，当15岁的王玉川从开过药铺的父亲手中得到一本《黄帝内经》，通读一遍就觉得莫名的喜欢，而这本穿越千年时空的经典之作，静静地躺在他的手中，也似乎正等待着被解开奥秘。
此后，江南水乡独立出诊的12年中，他几乎每天都要抚读一番，字里行间写下蝇头小楷，记下一本本读书笔记。后来在江苏省中医学校进修，老师们发现了这位与众不同的学生。当年就破格留校任教，承担内经的教学任务。不久他被调到北京中医学院，创建内经教研室。
当务之急是编写教材。为了用现代语言确切表达内经的丰富内涵，他率领教研室同事日以继夜，力争通俗易懂又采撷全部精华，终于完成集前人大成的《内经讲义》，后来升级为全国统一内经教材，也为《中医学基础》和《中医基础理论》等其他教材编写打下坚实基础。
研究中，王玉川发现，《内经》同一篇中常会出现两种不同的观点，令人困惑。为此他翻遍了校图书馆所有藏书，写下几百万字的笔记，从1979年开始相继发表论文30多篇，许多观点得到同行认可和赞誉。他倡导五行学说的多学科研究，对《内经》气血循环理论有独特见解，正确认识和评价了运气学说，解开河图洛书之谜。
“在这些老先生中，玉川老的理论水平相当高。”北京中医药大学严季澜教授评价说。这凝结着王玉川心血的几十篇高水平论文，不止当年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今天读来，仍令人感叹语言之泼辣，观点之新颖，论证之严密。要知道，研究阴阳、五行、气血这些基础理论，绝不是一门学科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中医药大厦的理论基石。
他学术临床造诣深厚，亲自编撰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第一、二版《内经》教材；他的文章振聋发聩，观点新颖大胆，生活中却极为低调，从不与他人争；他的研究独辟蹊径，冷静客观，钦佩者很多，口碑极好。
在北京419路公交车上，常能看到一位手提便利袋、胸前用醒目的绿带系着乘车卡的老人，人们不会想到：这就是86岁的国医大师王玉川。
来北京50多年，他说常在梦中回到江南水乡。做了20年全国政协委员，担任北京中医学院副院长多年，然而回首往事，江苏奉贤乡下，那十几年自由自在的行医生活，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时光。
“什么名啊利啊，没意思的。”在老家当过小学教员、中医教师，但调北京以后讲课不灵了——口音重，学生听不懂。那就埋头做研究吧。一本王冰注《黄帝内经》翻烂了，用胶布粘好；书上批注写得密密麻麻，铅笔、钢笔小楷，遍布页眉页脚；自学生物、物理，画图制表，清苦寂寞，却乐在其中。
辛苦耕耘终结硕果，他成为中医界最早研究《内经》理论体系、学术内涵的中医学家，是《内经》重点学科的创建者和带头人，对阴阳学说的演变、气血循环理论、五行学说、运气学说、河图洛书等研究作出重要贡献。他高雅的风范、深邃的学识、严谨的精神和务实的态度，影响着全国同道，成为一个时代的旗帜。
学术成就
“老先生中，他的理论水平相当高”
他精研内经，醒世而作，对五行学说、气血循环理论、运气学说提出独到见解，破译河图洛书之谜，敢于对“辨证论治”、“有是证用是方”提出质疑。
没有先进的实验设备，不用文献校勘的方法，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靠什么来完成理论研究？玉川老笑答：“自己看书，想的嘛！”在那个参考资料极少的年代，常常是一本书、一盏灯，伴着王玉川熬到天亮，“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忽有所悟的欣喜，激励他一路坚持。
早在1938年，当15岁的王玉川从开过药铺的父亲手中得到一本《黄帝内经》，通读一遍就觉得莫名的喜欢，而这本穿越千年时空的经典之作，静静地躺在他的手中，也似乎正等待着被解开奥秘。
此后，江南水乡独立出诊的12年中，他几乎每天都要抚读一番，字里行间写下蝇头小楷，记下一本本读书笔记。后来在江苏省中医学校进修，老师们发现了这位与众不同的学生。当年就破格留校任教，承担内经的教学任务。不久他被调到北京中医学院，创建内经教研室。
当务之急是编写教材。为了用现代语言确切表达内经的丰富内涵，他率领教研室同事日以继夜，力争通俗易懂又采撷全部精华，终于完成集前人大成的《内经讲义》，后来升级为全国统一内经教材，也为《中医学基础》和《中医基础理论》等其他教材编写打下坚实基础。
研究中，王玉川发现，《内经》同一篇中常会出现两种不同的观点，令人困惑。为此他翻遍了校图书馆所有藏书，写下几百万字的笔记，从1979年开始相继发表论文30多篇，许多观点得到同行认可和赞誉。他倡导五行学说的多学科研究，对《内经》气血循环理论有独特见解，正确认识和评价了运气学说，解开河图洛书之谜。
“在这些老先生中，玉川老的理论水平相当高。”北京中医药大学严季澜教授评价说。这凝结着王玉川心血的几十篇高水平论文，不止当年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今天读来，仍令人感叹语言之泼辣，观点之新颖，论证之严密。要知道，研究阴阳、五行、气血这些基础理论，绝不是一门学科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中医药大厦的理论基石。
王玉川 重临床不轻理论
王玉川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顾问，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历任北京中医学院内经教研室主任、中医系主任、学院副院长等职。作为中医界最早研究《黄帝内经》理论体系、学术内涵的中医学家，王玉川对阴阳学说的演变、气血循环理论、五行学说、运气学说等研究，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59年至1963年，在他的主持下，当时的北京中医学院主编了全国中医院校教材第一、二版《内经讲义》。至今，他还保留着当年亲自撰写的手稿和油印稿。1941年，王玉川从医于当时的中医名家戴云龙先生，并得到著名医家陆渊雷的指教，学成后在家乡行医。 承古而不泥于古，注重创新，是贯穿王玉川研究中医理论的一条主线。在对中医理论体系的研究中，王玉川敢于质疑多年来被众多学者视为中医特色重要标志的辨证论治。他指出，辨证论治并非中医的专利。比如，现代医学里的鉴别诊断以及对同一个病人必须视情况不同而选用不同的治疗措施，在给药方面要考虑服药的时间(时效关系)、剂量的大小(量效关系)等原则，便是辨证论治的体现。
他还表示，辨证论治的统治地位是在牺牲了“同方异治”的宝贵经验，扼杀了寻找广谱有效方药的热情之后才取得的。其次，辨证论治的辉煌成就使人们的思维陷入永恒不变的公式之中，从而使在“坚持突出中医特色”口号下的中医理论教育和临床实验以及科研工作，与创新的客观要求越来越远。
在临床传承教学中，王玉川常依据自己扎实的文献功底，从古典医籍中总结大量临床用药知识以示后人。如从“同方异证”的学术角度研究张仲景五苓散的应用，他分析对比了《医宗金鉴》、《医方集解》、《千金要方》和仲景原书的治证，指出“有是证用是方”思想的局限性。他说，五苓散在《医宗金鉴》治证有二：一治水逆，水入则吐；一治消渴，水入则消。《医方集解》是取其利水渗湿之功，而仲景书却在五苓散方后说：多饮暖水，汗出愈。《千金要方》中，五苓散其取效之由，亦是“发汗”，而北宋开宝年间高继冲进献的《伤寒论》在伤寒叙论的取效则由于涌吐。同一个五苓散，既可用来利水渗湿，又可用来发汗，还可用作涌吐剂，而《外台秘要方》收载的“深师茯苓术散”，其方所用药物与五苓散全同，其主治证为“发白及秃落”，更是与仲景《伤寒论》五苓散的主治证全不相干，这不是“有是证用是方”的方证相对说可以讲清楚的。
王玉川常言，学习中医必须早临床、多临床，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提高和发展诊治能力。除此之外，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现更好的手段。但他亦不忽视理论，常总结临床经验，将之上升为理论，或以之反馈于理论，而后再应用于临床，每每取得良效。
王玉川认为，临床不应为方证相对所束缚，而应该勇于尝试，探索能治多病的方剂。他说，“芫花散”的主治多达30余种病证。药王孙思邈对该方赞赏有加并按照传统理论研究了36年，仍无法解释该方在临床上多次取得神奇的效果的组成原理。可见，突破方证相对的束缚，勇于找寻一方多治的方剂，对于中医学的进步好处多多。
民间有“单方一味，气死名医”之说，故单味方的疗效又往往出人意料。王玉川表示，与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辨证论治规律，得出许多令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的辨证分型，不如研究同方治异证的机制，更能得出真正称得上创造性的成果。
Monday, August 24, 2009
Thursday, July 16, 2009
理一身上下诸痛的元胡 (延胡索)
据《本草纲目》记载：明代荆穆王妃胡氏，因食荞麦面时发怒，患了胃脘疼痛的疾病，发病时痛不可忍。医生用过吐、下、行气、化滞等各种药物，一入口马上吐出，不能奏效，大便已有3日不通。后来请名医李时珍诊视。李想到《雷公炮炙论》中的一句话：“心痛欲死，速觅延胡”，就用元胡3钱（9克），温酒调服。服后王妃即能受纳，不再呕吐，过了一会大便通畅，胃痛停止。另有一位50多岁的老人，下痢腹痛，病情严重，家人已经为他备好了棺木。李时珍用延元胡末3钱，米汤送服，药后腹痛就减轻了一半，再用中药调理而安。元胡为何有如此神奇的止痛效果呢？中医认为它的药性辛苦且温，入肝、胃经，有活血散瘀、行气止痛的功用，故可用于因血瘀气滞而致的脘腹疼痛、胸痹心痛、痛经、跌打损伤等症。著名方剂如金铃子散，用元胡与川楝子等份配伍，研末服用，治胃脘胸胁疼痛，疝气疼痛、妇女经行腹痛等。现代研究表明，元胡对中枢神经系统有止痛和催眠等作用，且有抑制胃液分泌及抗溃疡作用，无论是复方煎剂或研末口服，均有良好的止痛作用，临床可用于多种痛症，其加工提取物还可用于局部麻醉。延胡索目前除常用于中药配方外，还制备成延胡酊、延胡注射液以及延胡止痛片等制剂，方便临床应用。
元胡又名玄胡、延胡、延胡索，为罂栗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延胡索的块茎，我国大部分地区均有分布。元胡“命运多磨难”，元胡本名“延胡”，宋朝时因避宋真宗“赵延”名讳而将“延胡索”改为“玄胡索”，到清朝时，又因避康熙大帝“玄烨”名讳又将“玄胡索”改为“元胡索”，从此延用至今。
中医认为，本品性味辛、苦、温，入心、肝、脾经，有活血、定痛、行气之功，本品辛散苦泄温通，既能入血分而活血化瘀，又能走气分而行气止痛，为血中之气药，止痛之佳品，故《本草纲目》言其“活血利气，止痛，通小便”。煮粥服食，广泛用于身体各部位由于气滞血瘀所致的多种疼痛。本品醋制后止痛作用增强；本品有活血作用，故孕妇慎用。现介绍几则玄胡药膳食疗方，供选用。
元胡益母草枣蛋 元胡10克，益母草30克，大枣10枚，鸡蛋3个。将元胡、益母草、大枣、鸡蛋加清水适量煮至鸡蛋熟后，去壳再煮片刻，去渣取汁，饮汤食蛋，每次1个，每日3次。可活血理气，化瘀止痛，适用于经行量少，血瘀作痛，舌质紫暗有瘀点或瘀斑者。
元胡炖河蟹 元胡15克，河蟹50克。将二者洗净后，加清水适量，置瓦罐中，文火炖沸后，调入米酒适量，炖至河蟹熟后，趁热饮服，每日1剂，连续5～7天。可活血化瘀，通经止痛，适用于经前或经行小腹胀痛，按压痛甚或伴胸胁乳胀者。
元胡佛手炖瘦肉 元胡、佛手各10克，猪瘦肉150克，调味品适量。将猪肉洗净，切丝，加酱油、料酒、淀粉、椒粉等拌匀。取元胡、佛手择净，放入锅中，加清水适量煮沸后，下猪肉丝，文火煮至猪瘦肉熟后，加入食盐、味精等，再煮一、二沸即成，每日1剂。可活血化瘀，行气止痛，适用于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等。
元胡粥 元胡10克，大米100克，白糖适量。将元胡择净，放入锅内，加清水适量，浸泡5～10分钟后，水煎取汁，加大米煮粥，待煮至粥熟后，白糖调味服食，每日1剂，连续3～5天。可活血化瘀，行气止痛。适用于气滞血瘀所致的各种疼痛。
黑豆活血粥 黑大豆、大米各30克，元胡粉5克，红糖适量。将黑豆洗净，加水煮至五成熟时，纳入大米，元胡粉及清水适量，煮至粥熟，红糖调味，分2次服食，每日1剂。可益气活血，通络止痛，适用于瘀血头痛。(胡献国)
经方辨治带状疱疹 2006-11-19
经方辨治带状疱疹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欧阳卫权
带状疱疹属于中医“蛇串疮”、“火丹”、“火带疮”、“缠腰火丹”等范畴。古籍记载颇多，多认为本病因心肝风火或肺脾湿热所致。如《医宗金鉴》：“此证俗名蛇串疮，有干湿不同，干者……属肝心二经风火，治宜龙胆泻肝汤；湿者……属脾肺二经湿热，治宜除湿胃苓汤。若腰肋生之，系肝火妄动，宜用柴胡清肝汤治之。”现临床辨证，亦常遵循此观点。作者在多年临床中，研习《伤寒论》，遵循六经辨证规律，常将经方活用于皮肤疾患的治疗，收到比较好的效果。对于带状疱疹的辨证论治，作者认为，仍不出六经轨范。大体而言，如病初起，有寒热，则常在太阳，或转入少阳，或呈三阳合病，麻黄、桂枝、柴胡剂诸方主之；亦有太阳病不解，转入阳明者，热从湿化，湿热相合，则以茵陈蒿汤主之；甚或下焦蓄血、瘀热互结，少腹部疼痛甚，大便难，则可以桃核承气汤攻之，或茵陈蒿汤合桃核承气汤，湿热瘀结一并攻之；虚人常现太阴证候，如脾虚便溏，可用理中类；阳虚肢冷，则在少阴，必用四逆汤救之；又或厥阴血寒，则以当归四逆汤，甚或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治之。以下略举数例，请教于同道。
一、桂枝加葛根汤方证
胡某某，女，50岁，2005年7月12日初诊。以发热、右腰腹部水疱伴疼痛1天来诊。发热，体温38.2℃，伴头痛、颈背痛。右腰腹起带状成簇水疱，疼痛较剧，头汗出，口不干，欲呕，稍咽痛，胃纳减，二便可。舌淡红偏暗，苔薄腻，脉浮细。既往有糖尿病、高血压病史，一直服用降糖、降压药物，控制尚可。此太阳中风，故先宜汗解。余并处两方。先予桂枝加葛根汤以解表：桂枝10g，白芍10g，大枣10g，炙甘草6g，葛根15g，生姜2片，1剂。嘱当晚水煎温服，覆被以候微汗出。次予栝楼红花甘草汤和芍药甘草汤加味：全栝楼30g，红花7g，白芍30g，甘草10g，桔梗15g，苍术10g，茯苓10g，1剂。嘱次日上午水煎服。外用入地金牛酊调新癀片外敷。患者当晚7时许服药，10时体温即降至37.3℃，安然入睡。次日恶寒、头痛、颈背痛、欲呕诸症均消，精神转佳，右腰腹部水疱疼痛亦减。继以第二方加量予之：白芍60g，甘草15g，全栝楼40g，红花7g，苍术15g，茯苓15g，桔梗30g，3剂。后未再复诊。10月份患者携其女前来看痤疮，问及此事，诉前药尽剂而愈，故未再复诊。
按：带状疱疹初起，若伴发寒热，常现太阳表证。邪在表者，宜先解表，表解方可清（攻）里，麻黄汤、桂枝汤、葛根汤、青龙汤等方均有适证应用的机会；亦有太阳病不解，而转入少阳者或者呈现三阳合病者，小柴胡汤正是对的之方。此患者初起发热、恶寒、汗出、头痛、项背强痛不适，正如《伤寒论》第14条所云：“太阳病，项背强几几，反汗出、恶风者，桂枝加葛根汤主之。”故予桂枝加葛根汤一剂以解表，表解而热退痛减。
二、芍药甘草汤方证
黄某某，男，47岁。2006年8月24日初诊。起病5天，右臀至大腿外侧出现大片带状成簇水疱，疼痛剧烈。外院以西药抗病毒、止痛等治疗，无明显改善。口苦不干，二便可，舌偏暗，苔中白，脉沉细。有高血压、冠心病心肌梗死、糖尿病史。予芍药甘草汤合瓜红草方加味：栝楼60g，红花10g，甘草20g，白芍60g，全虫7g，蜈蚣2条，苍术15g，茯苓15g，桔梗30g，2剂。外用紫金锭醋调外敷，甘马醋剂（此作者验方，以炙甘草3g，制马钱子3g，白醋50ml浸泡，2小时后蘸液外涂痛处）外涂。两剂后，疼痛减轻，水疱渐干涸。前方加牛膝30g，全虫加至9g。再服2剂，疼痛若失，守方3剂而愈。
按：《伤寒论》第29条曰：“伤寒脉浮……脚挛急……若厥愈足温者，更作芍药甘草汤与之，其脚即伸。”可知芍药甘草汤治脚挛急或腹挛痛，其效如响，故别名又谓去杖汤，谓药尽即可弃杖而行，盛赞其功也。瓜红草方（栝楼、红花、甘草）乃黄古潭氏治胁痛方（见《医旨绪余》胁痛条下）。余临床常以二方合用，酸甘缓急，润燥散结，活血止痛，治疗带状疱疹神经痛，收效甚速。临床使用此合方时，宜随证加减，如本病多夹有湿，故苍术、茯苓不可或缺，常加之；热甚者加板蓝根；湿热者加茵陈或合茵陈蒿汤；寒湿者加藿香正气散，或用小柴胡汤合藿香正气散亦宜；阳虚寒者加附子、干姜；阴虚热者合一贯煎；头痛加白芷、川芎、蔓荆子；上肢痛加姜黄；下肢痛加牛膝；痛甚加全虫、蜈蚣等等。另外，案中桔梗一味，取其止痛之功。古人谓其“主胸胁痛如刀刺”，《本草经疏》亦谓：“伤寒邪结胸胁，则痛如刀刺，（桔梗）辛散升发，苦泄甘和，则邪解而气和，诸证自退矣。”可知桔梗性味辛、苦，具有散邪解毒通利之功，凡邪结胸胁之痛，皆可用之取效。余常在带状疱疹辨证方药中，加桔梗一味，确有效验。
三、四逆汤方证
李某某，女，49岁，初诊2006年8月14日。40天前左腰腹部出现红斑疹、水疱，疼痛不显。外院诊断：带状疱疹。经中西药治疗后皮疹消退。但20天前原皮疹处出现疼痛，并逐渐加重。外院给予止痛、营养神经等西药治疗未效。现疼痛甚，平素易疲劳、怕冷，汗出，形体偏胖，胃纳欠佳，二便尚可。舌淡红，苔薄润，脉沉细。予四逆汤合栝楼红花甘草汤、芍药甘草汤加减：全栝楼40g，红花10g，白芍60g，苍术15g，茯苓15g，熟附子15g，桔梗20g，全虫6g，蜈蚣2条，炙甘草10g，3剂。外用甘马醋剂。二诊时疼痛已减轻许多，且怕冷、疲劳诸症均好转，纳增，前方继服7剂，疼痛消失而愈。
按：带状疱疹多谓因肝经湿热，或肝经火毒为患，常以龙胆泻肝汤、柴胡清肝汤诸方，以清泄肝经湿热、郁火为治。然作者临床观察，此病实证、热证者虽多，而虚证、寒证者殊非少见。带状疱疹常发于年老体弱患者，或适逢过度劳累、感冒体虚、或常服它药抑制免疫力之时。邪气总由虚处而入，故《内经》云：“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此其一也；其二，人之体有老少强弱之分，其少而强者，虽一时之虚而感邪，而体本不虚，邪从实化、热化，则龙胆泻肝汤、柴胡清肝汤自是对的之方；若老而弱者，机体不能奋起抗邪，必现虚证、寒证。若再过用寒凉，必戕伐正气，助纣为虐。作者临床经验，阳虚阴盛者，必加用附子、甚或四逆汤以扶阳破阴，散寒止痛，方可取得佳效。例如本案，来诊时正值八月炎暑，何敢动用大辛大热之附子，不惧其热乎？中医一贯强调“有是证用是药”，患者平素体胖而弱，怕冷、汗出、疲劳，舌润，脉沉细，一副阳虚阴盛之象；且初病时不痛，二十日后疼痛再显，正是少阴元阳匮乏，鼓动无力，不能尽驱余邪。故于方中加入附子，取四逆汤意，以复其阳气，散其阴寒，则疼痛立除，取得很好的疗效。如何运用四逆汤？前贤郑钦安、吴佩衡、范中林等均有丰富的辨证运用经验。作者参酌体会，除典型的四逆汤证外，以下症状如：神情倦怠、畏寒、汗出肢冷、口不渴，或渴而不思饮、大便溏、或大便难而腹无所苦、夜尿多、舌淡白、脉弱等，均为辨证应用四逆汤证之眼目，不可不察。
四、当归四逆汤方证
马某某，女，45岁。2004年12月2日初诊，右下肢起水疱疼痛半月。前医以板蓝根、苡仁等清热利湿中药及西药抗病毒、止痛等治疗，水疱已结痂，但疼痛未缓解。平素怕冷甚，手足冰冷，无汗，精神可，服前药后食纳转差，二便可，舌淡暗，苔薄，脉沉细微，需重按始得。予当归四逆汤合麻黄附子细辛汤、四逆汤加减：麻黄8g，熟附子20g，细辛3g，当归12g，桂枝10g，干姜9g，牛膝9g，大枣40g，2剂。药后疼痛明显减轻，怕冷、纳差诸症均好转。守方再服5剂，疼痛完全消失。患者十分高兴，谓不但带状疱疹治愈，连多年怕冷、手足冰凉之患亦愈。
按：《伤寒论》第351条曰：“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者，当归四逆汤主之。”患者长期手足冰冷，脉沉细而微，正属厥阴血虚寒厥之证。前医不察，仍守清热解毒、利湿之法，过用寒凉，不但未能取效，且伤人脾胃，导致食纳转差。今取当归四逆汤以温通血脉，散寒止痛。配合四逆汤扶阳温里，兼取麻黄、细辛辛散走窜，开少阴之表，使邪有去路，故数剂得效。
五、柴胡桂枝汤方证
吴某某，女，54岁。2006年7月10日初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已1年半。先后多家医院求治，无明显改善。现左胸胁、左肩背部疼痛，左上肢疼痛、麻木不适，口不干，纳可，夜寐尚可，舌稍红，苔薄，脉沉细。予一贯煎加减，3剂，无变化。二诊改予傅青主治肩痛方化裁：当归30g，白芍60g，柴胡10g，茯苓10g，秦艽7g，羌活7g，陈皮5g，法夏10g，熟附子5g，白芥子6g，桃仁10g，红花10g，蜈蚣2条，全虫7g，桔梗15g，前后服14剂，左上肢及肩臂疼痛、麻木明显减轻，但左胸胁、左背部疼痛仍无明显改善。2006年7月31日再诊，患者形体瘦小，神情郁郁，言多琐症。左胸、胁、背间疼痛，时胀痛、刺痛，有走窜。遂改予柴胡桂枝汤加减：柴胡10g，黄芩10g，党参10g，法夏10g，桂枝10g，白芍10g，炙甘草5g，元胡30g，五灵脂15g，川楝子5g，生姜3片。2剂。服后疼痛大减，再守方加减7剂。1个月后以过敏性皮炎来诊，知前症已愈。
按：《伤寒论》第146条曰：“伤寒六七日，发热，微恶寒，支节烦疼，微呕，心下支结，外证未去者，柴胡桂枝汤主之。”此方为发表和里兼施之剂，为治太、少两感之虚证。用于杂病，实则有补脾胃、和表里、通三焦、升津液、和阴阳之功效。又《金匮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附方（二）：“《外台》柴胡桂枝汤，治心腹卒中痛者。”《类聚方广义》亦曰：“又治疝家腰腹拘急，痛连胸胁。”可见柴胡桂枝汤之治肢节烦疼、心腹、胸胁诸痛，大要在于其具和解少阳枢机之能。少阳枢机不利，肝气郁结，气血违和，故见情志不舒，胸胁背间疼痛，或胀、或走窜。本方舒肝、调气，兼和血脉，故用之得效。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欧阳卫权
带状疱疹属于中医“蛇串疮”、“火丹”、“火带疮”、“缠腰火丹”等范畴。古籍记载颇多，多认为本病因心肝风火或肺脾湿热所致。如《医宗金鉴》：“此证俗名蛇串疮，有干湿不同，干者……属肝心二经风火，治宜龙胆泻肝汤；湿者……属脾肺二经湿热，治宜除湿胃苓汤。若腰肋生之，系肝火妄动，宜用柴胡清肝汤治之。”现临床辨证，亦常遵循此观点。作者在多年临床中，研习《伤寒论》，遵循六经辨证规律，常将经方活用于皮肤疾患的治疗，收到比较好的效果。对于带状疱疹的辨证论治，作者认为，仍不出六经轨范。大体而言，如病初起，有寒热，则常在太阳，或转入少阳，或呈三阳合病，麻黄、桂枝、柴胡剂诸方主之；亦有太阳病不解，转入阳明者，热从湿化，湿热相合，则以茵陈蒿汤主之；甚或下焦蓄血、瘀热互结，少腹部疼痛甚，大便难，则可以桃核承气汤攻之，或茵陈蒿汤合桃核承气汤，湿热瘀结一并攻之；虚人常现太阴证候，如脾虚便溏，可用理中类；阳虚肢冷，则在少阴，必用四逆汤救之；又或厥阴血寒，则以当归四逆汤，甚或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治之。以下略举数例，请教于同道。
一、桂枝加葛根汤方证
胡某某，女，50岁，2005年7月12日初诊。以发热、右腰腹部水疱伴疼痛1天来诊。发热，体温38.2℃，伴头痛、颈背痛。右腰腹起带状成簇水疱，疼痛较剧，头汗出，口不干，欲呕，稍咽痛，胃纳减，二便可。舌淡红偏暗，苔薄腻，脉浮细。既往有糖尿病、高血压病史，一直服用降糖、降压药物，控制尚可。此太阳中风，故先宜汗解。余并处两方。先予桂枝加葛根汤以解表：桂枝10g，白芍10g，大枣10g，炙甘草6g，葛根15g，生姜2片，1剂。嘱当晚水煎温服，覆被以候微汗出。次予栝楼红花甘草汤和芍药甘草汤加味：全栝楼30g，红花7g，白芍30g，甘草10g，桔梗15g，苍术10g，茯苓10g，1剂。嘱次日上午水煎服。外用入地金牛酊调新癀片外敷。患者当晚7时许服药，10时体温即降至37.3℃，安然入睡。次日恶寒、头痛、颈背痛、欲呕诸症均消，精神转佳，右腰腹部水疱疼痛亦减。继以第二方加量予之：白芍60g，甘草15g，全栝楼40g，红花7g，苍术15g，茯苓15g，桔梗30g，3剂。后未再复诊。10月份患者携其女前来看痤疮，问及此事，诉前药尽剂而愈，故未再复诊。
按：带状疱疹初起，若伴发寒热，常现太阳表证。邪在表者，宜先解表，表解方可清（攻）里，麻黄汤、桂枝汤、葛根汤、青龙汤等方均有适证应用的机会；亦有太阳病不解，而转入少阳者或者呈现三阳合病者，小柴胡汤正是对的之方。此患者初起发热、恶寒、汗出、头痛、项背强痛不适，正如《伤寒论》第14条所云：“太阳病，项背强几几，反汗出、恶风者，桂枝加葛根汤主之。”故予桂枝加葛根汤一剂以解表，表解而热退痛减。
二、芍药甘草汤方证
黄某某，男，47岁。2006年8月24日初诊。起病5天，右臀至大腿外侧出现大片带状成簇水疱，疼痛剧烈。外院以西药抗病毒、止痛等治疗，无明显改善。口苦不干，二便可，舌偏暗，苔中白，脉沉细。有高血压、冠心病心肌梗死、糖尿病史。予芍药甘草汤合瓜红草方加味：栝楼60g，红花10g，甘草20g，白芍60g，全虫7g，蜈蚣2条，苍术15g，茯苓15g，桔梗30g，2剂。外用紫金锭醋调外敷，甘马醋剂（此作者验方，以炙甘草3g，制马钱子3g，白醋50ml浸泡，2小时后蘸液外涂痛处）外涂。两剂后，疼痛减轻，水疱渐干涸。前方加牛膝30g，全虫加至9g。再服2剂，疼痛若失，守方3剂而愈。
按：《伤寒论》第29条曰：“伤寒脉浮……脚挛急……若厥愈足温者，更作芍药甘草汤与之，其脚即伸。”可知芍药甘草汤治脚挛急或腹挛痛，其效如响，故别名又谓去杖汤，谓药尽即可弃杖而行，盛赞其功也。瓜红草方（栝楼、红花、甘草）乃黄古潭氏治胁痛方（见《医旨绪余》胁痛条下）。余临床常以二方合用，酸甘缓急，润燥散结，活血止痛，治疗带状疱疹神经痛，收效甚速。临床使用此合方时，宜随证加减，如本病多夹有湿，故苍术、茯苓不可或缺，常加之；热甚者加板蓝根；湿热者加茵陈或合茵陈蒿汤；寒湿者加藿香正气散，或用小柴胡汤合藿香正气散亦宜；阳虚寒者加附子、干姜；阴虚热者合一贯煎；头痛加白芷、川芎、蔓荆子；上肢痛加姜黄；下肢痛加牛膝；痛甚加全虫、蜈蚣等等。另外，案中桔梗一味，取其止痛之功。古人谓其“主胸胁痛如刀刺”，《本草经疏》亦谓：“伤寒邪结胸胁，则痛如刀刺，（桔梗）辛散升发，苦泄甘和，则邪解而气和，诸证自退矣。”可知桔梗性味辛、苦，具有散邪解毒通利之功，凡邪结胸胁之痛，皆可用之取效。余常在带状疱疹辨证方药中，加桔梗一味，确有效验。
三、四逆汤方证
李某某，女，49岁，初诊2006年8月14日。40天前左腰腹部出现红斑疹、水疱，疼痛不显。外院诊断：带状疱疹。经中西药治疗后皮疹消退。但20天前原皮疹处出现疼痛，并逐渐加重。外院给予止痛、营养神经等西药治疗未效。现疼痛甚，平素易疲劳、怕冷，汗出，形体偏胖，胃纳欠佳，二便尚可。舌淡红，苔薄润，脉沉细。予四逆汤合栝楼红花甘草汤、芍药甘草汤加减：全栝楼40g，红花10g，白芍60g，苍术15g，茯苓15g，熟附子15g，桔梗20g，全虫6g，蜈蚣2条，炙甘草10g，3剂。外用甘马醋剂。二诊时疼痛已减轻许多，且怕冷、疲劳诸症均好转，纳增，前方继服7剂，疼痛消失而愈。
按：带状疱疹多谓因肝经湿热，或肝经火毒为患，常以龙胆泻肝汤、柴胡清肝汤诸方，以清泄肝经湿热、郁火为治。然作者临床观察，此病实证、热证者虽多，而虚证、寒证者殊非少见。带状疱疹常发于年老体弱患者，或适逢过度劳累、感冒体虚、或常服它药抑制免疫力之时。邪气总由虚处而入，故《内经》云：“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此其一也；其二，人之体有老少强弱之分，其少而强者，虽一时之虚而感邪，而体本不虚，邪从实化、热化，则龙胆泻肝汤、柴胡清肝汤自是对的之方；若老而弱者，机体不能奋起抗邪，必现虚证、寒证。若再过用寒凉，必戕伐正气，助纣为虐。作者临床经验，阳虚阴盛者，必加用附子、甚或四逆汤以扶阳破阴，散寒止痛，方可取得佳效。例如本案，来诊时正值八月炎暑，何敢动用大辛大热之附子，不惧其热乎？中医一贯强调“有是证用是药”，患者平素体胖而弱，怕冷、汗出、疲劳，舌润，脉沉细，一副阳虚阴盛之象；且初病时不痛，二十日后疼痛再显，正是少阴元阳匮乏，鼓动无力，不能尽驱余邪。故于方中加入附子，取四逆汤意，以复其阳气，散其阴寒，则疼痛立除，取得很好的疗效。如何运用四逆汤？前贤郑钦安、吴佩衡、范中林等均有丰富的辨证运用经验。作者参酌体会，除典型的四逆汤证外，以下症状如：神情倦怠、畏寒、汗出肢冷、口不渴，或渴而不思饮、大便溏、或大便难而腹无所苦、夜尿多、舌淡白、脉弱等，均为辨证应用四逆汤证之眼目，不可不察。
四、当归四逆汤方证
马某某，女，45岁。2004年12月2日初诊，右下肢起水疱疼痛半月。前医以板蓝根、苡仁等清热利湿中药及西药抗病毒、止痛等治疗，水疱已结痂，但疼痛未缓解。平素怕冷甚，手足冰冷，无汗，精神可，服前药后食纳转差，二便可，舌淡暗，苔薄，脉沉细微，需重按始得。予当归四逆汤合麻黄附子细辛汤、四逆汤加减：麻黄8g，熟附子20g，细辛3g，当归12g，桂枝10g，干姜9g，牛膝9g，大枣40g，2剂。药后疼痛明显减轻，怕冷、纳差诸症均好转。守方再服5剂，疼痛完全消失。患者十分高兴，谓不但带状疱疹治愈，连多年怕冷、手足冰凉之患亦愈。
按：《伤寒论》第351条曰：“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者，当归四逆汤主之。”患者长期手足冰冷，脉沉细而微，正属厥阴血虚寒厥之证。前医不察，仍守清热解毒、利湿之法，过用寒凉，不但未能取效，且伤人脾胃，导致食纳转差。今取当归四逆汤以温通血脉，散寒止痛。配合四逆汤扶阳温里，兼取麻黄、细辛辛散走窜，开少阴之表，使邪有去路，故数剂得效。
五、柴胡桂枝汤方证
吴某某，女，54岁。2006年7月10日初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已1年半。先后多家医院求治，无明显改善。现左胸胁、左肩背部疼痛，左上肢疼痛、麻木不适，口不干，纳可，夜寐尚可，舌稍红，苔薄，脉沉细。予一贯煎加减，3剂，无变化。二诊改予傅青主治肩痛方化裁：当归30g，白芍60g，柴胡10g，茯苓10g，秦艽7g，羌活7g，陈皮5g，法夏10g，熟附子5g，白芥子6g，桃仁10g，红花10g，蜈蚣2条，全虫7g，桔梗15g，前后服14剂，左上肢及肩臂疼痛、麻木明显减轻，但左胸胁、左背部疼痛仍无明显改善。2006年7月31日再诊，患者形体瘦小，神情郁郁，言多琐症。左胸、胁、背间疼痛，时胀痛、刺痛，有走窜。遂改予柴胡桂枝汤加减：柴胡10g，黄芩10g，党参10g，法夏10g，桂枝10g，白芍10g，炙甘草5g，元胡30g，五灵脂15g，川楝子5g，生姜3片。2剂。服后疼痛大减，再守方加减7剂。1个月后以过敏性皮炎来诊，知前症已愈。
按：《伤寒论》第146条曰：“伤寒六七日，发热，微恶寒，支节烦疼，微呕，心下支结，外证未去者，柴胡桂枝汤主之。”此方为发表和里兼施之剂，为治太、少两感之虚证。用于杂病，实则有补脾胃、和表里、通三焦、升津液、和阴阳之功效。又《金匮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病》附方（二）：“《外台》柴胡桂枝汤，治心腹卒中痛者。”《类聚方广义》亦曰：“又治疝家腰腹拘急，痛连胸胁。”可见柴胡桂枝汤之治肢节烦疼、心腹、胸胁诸痛，大要在于其具和解少阳枢机之能。少阳枢机不利，肝气郁结，气血违和，故见情志不舒，胸胁背间疼痛，或胀、或走窜。本方舒肝、调气，兼和血脉，故用之得效。
Sunday, June 28, 2009
濃縮中藥-業界秘密
其實有些事說對了，有些事說錯了
我有朋友在科學中藥廠工作
最近因為這些事被抄的沸沸揚揚，所以有問過他是怎麼一回事
他說其實有些是真的，是業界秘密，委員會也知道，有些是假的，如成本
我大概寫一下他告訴我的東西，本來他不太願意提，不過仙豐要這樣搞所有科學中藥廠，已紙包不了火，總會全爆出來
首先，科學中藥廠因為歷史共業(基礎方及許可證)及市場競爭，所以有些事不得不然。
科學中藥的製作過程為：煎煮、萃取、濃縮、造粒、分裝，最後則為成品。
中藥跟西藥不同，西藥多半為化合物，成份單純，製成粉狀非常容易。而中藥則受限於煎煮時，會煮出非常多物質，使得中藥藥液在造粒這個階段，容易發生問題，大多數狀況是藥太黏使造粒過程容易遇到問題，無法造粒成功；或是造粒成功後，容易吸附水分黏成塊狀。優點是重金屬含量低"因為煎煮不容易將重金屬煮出來，不是藥渣會吸重金屬"，生菌數少，藥效夠 (造粒的作法是用澱粉為賦型劑，把濃縮藥水噴到澱粉上，經由熱風吹乾成型的連續製程)
但這樣有個很大的問題，成品很難拿到市場上賣，賣相太差。
造粒的問題，最容易的解決方式，就是將澱粉量增加，但缺點是藥的濃度會下降，效果會打折扣，需要加倍才能達到原本希望的藥效，拿去檢驗指標成份時，也會達不到要求。
這時藥廠發現將部分澱粉以生藥粉末取代，將可使造粒過程順暢，不易失敗，不但藥的濃度可以維持在許可證的範圍，送驗能達到成份要求，藥粉也較不容易黏成塊。缺點就是生菌數偏高(生藥粉末的含菌數高)，重金屬含量偏高，成本也會偏高(把藥材拿去打成粉也是要花錢的，打成粉的過程會有損耗，用生藥粉末造粉成本只會高不會低) 有沒有加生藥粉末，我朋友說很簡單就能看出來，就是拿顯微鏡放大來看，一眼就能看出是用了什麼東西，比例多少。
而仙豐確實是沒用生藥末，但也因此遇上了麻煩，他們的藥比起其他家藥廠濃度普遍偏低，這點多少影響到他們的業務推廣，所以才會在這二年不斷抄作這話題，希望讓業績變好，封殺其他藥廠。
為何其他藥廠不出來告仙豐的原因，其實有人猜出來了，因為有些事不能說。
他說其實藥都有煎煮過，不是如某些人指稱沒煎煮沒什麼化學作用，只是煎煮的比例就要看各廠的良心了
有些消費者不瞭解製藥過程，反而會誤以為某些廠的藥才好，其實正好相反(他舉了一個例子，含桂枝的藥，某些廠的藥聞不到桂枝味，有的廠的藥聞的到，消費者就以為聞的到的才是好的，其實依流程來看，聞不到才是正常，聞的到那一定是加了太多的生藥粉末)
最後他說，所有廠其實都希望能不加生藥粉末，希望作出濃度極高又不黏的藥出來，誰先作出來，市場就全是他們的了
現在被仙豐一搞，各廠都更加努力的找出解決方法。
而他的結論是：沒錯，各廠都有加生藥粉末，只是加的比例，有的多，有的少；不是各廠想偷工減料，而是技術難以突破，而關於加了生藥粉末的缺點，從王立委公開的資料裡可以看的出來
最後他講了一件事，要求我不要說出去
不過打都打了，就加上這段
他說他們廠從前年開始就加速研發不用生藥粉末而能順利造粒及提高濃度、藥效的作法。而現階段已得到突破，正在進行工廠試製中，目前試製的結果非常樂觀，有機會避開這次風波，拉開跟其他廠的距離
2009/06/04 20:24
剛看一看，又問了他一些問題
他說"濃縮"是相對於拿來作成科學中藥的藥材量而言
如王委員提出拿1kg的米，其中25%磨成粉，另外75%拿去煮，再來混在一起作成成品
他說用米當例子不太好，改成當歸好了，這個過程進行完後，1kg的當歸可能變成只有0.5kg的當歸成品，1/0.5=2，也就是說一克的成品等於2克的當歸，這樣的成品在算式上本來就能叫作"濃縮"，缺點是那0.25kg的當歸內含的有效成份並不能完全被人體吸收，而煮出來的那部分，則大多數有效成份都能被吸收，會出現檢驗合格，實際上人體有利用到的成份並沒有那麼高的狀況，這多多少少就是造成科學中藥的藥效比預期的低的原因之一
而重金屬、農藥殘留等等呢，他說即使加了生藥粉末，該作的檢驗還會作，超出標準的話，該批藥絕對無法離開工廠，不只是成品有檢驗，藥材一進口到工廠，馬上就會抽樣檢驗，超標的藥材會直接退貨，也因此，大廠的藥材成本並沒有因為大量進口而能大幅下降
這也是為何上面的資料裡面重金屬等含量都還低於標準的原因
2009/06/06 10:05
他的說法是許可證的問題
也就是說許可證並不是所有廠統一同一個規格，而會因為不同藥廠跟據他們的製程，而開出不一樣的許可證(他講可以上網查許可證，就可以發現同一方藥，其實各家的許可證不一定相同)
這裡出現的問題就在於仙豐的在申請許可證時，濃度多半比其他廠低(比較貼近事實，因為不用生藥末，澱粉量必然要更多才行)，而其他廠一方面是市場競爭(藥廠認為建議用量愈低，癒合消費者的使用，畢竟吃藥時，會覺得愈少量愈沒有心理壓力)，一方面是過去許可證濃度本來就偏高，換證時，把標準放低，對藥廠來說會說不過去(過去作的到現在為何作不到)
而出口到日本跟美國的，聽說有送去廠外殺菌，以合該國的標準
他提到在造粒階段，不加生藥粉末很多藥沒法造粒，而日本跟美國似乎沒有要求不能加生藥粉末，只有要求生菌數要低，所以只要增加消毒程序即可解決(王委員的報告裡面有一項是鏡檢，那就是用顯微鏡來檢查用了什麼東西當賦型劑)
而重金屬含量跟農殘問題，他因為不是生管方面的，不是很瞭解檢驗方面的事，不過他認為農藥殘留量是比較容易被要求，因為農藥多半是殘留在表面上，跟農民使用的時間點跟方法有關，所以進貨時，農殘可以要求的很嚴格，尤其是農藥可被煮出來，標準不低的話，經過濃縮過程，成品中很容易就超標
而重金屬就是另外一回事，重金屬多半含在藥材細胞內部，如果只用煎煮，跟本不用怕重金屬問題，但因為造粒製程，所以會使用部分生藥粉，這時重金屬問題就會浮現
有個問題就是成品的規格訂立，並不是從藥材規格反推回去，簡單說，成品的規格比藥材的規格還要嚴格；就這方面而言，其實也限制了生藥粉末使用比例，工廠批次生產，不可能會隨每批進貨藥材驗出的量，來作比例調整，所以為防重金屬過量，生藥末的使用比例，不會太高(從這方面來反推，王委員的資料裡面，我們可以假設重金屬含量較高的藥廠，用的生藥比例較高，不過這是我自己在猜的，不用當真)
而在檢驗問題上，藥廠進口都已各自找一固定的進口商負責，而且是直接到中國大陸各大中藥買賣市場買的
進口商為了避免被退貨，會先作篩選，到藥廠後，每批貨都會作抽樣檢驗，等於是雙重檢驗流程
而西藥的話，他講他去聽過不少研討會，其實絕大多數西藥都是化合物，以化學合成的方法製作的，要從自然物萃取，其成本絕對遠高於化學合成，這也是為何各大西藥廠都是從化學合成工廠起家的原因。
有不少藥都是從自然物中找到後，開始進行化學合成製程研究，研究成功，再進行量產(這段簡化了很多東西)
現代西藥雖有經過臨床實驗通過才上市，但有些副作用是要多年累積下來，才能被發現
要說到重金屬、農殘等等問題，其實我們平日吃的菜裡面，可能問題會更嚴重些；藥廠出品的藥，內含的量其實都遠低於國家標準，但平日吃的菜，可沒有每批都有檢，除非是吃有產銷履歷保證的，才能真正安心
其實加生藥粉末最大的問題還是在於生菌數，我朋友說因為要作那些檢驗項目不太瞭解，所以生菌數高的原因，也許是因為國家沒訂生菌數標準吧(這個就要去查了，不知要上那個政府單位網站查)
2009/06/06 10:28
許可證的問題，他說那是很久以前留下來的問題，他只知道一部分的事
當年百家爭鳴，台灣有一大堆中藥廠，政府開始要求要實行GMP時，一大半藥廠被迫關門
然後政府又發現每家藥廠在同一方藥使用的藥材，萃取率及濃度上完全不一樣，所以把大藥廠全找去開會，要求統一出基準出來
然後就是開會開會開會，有些廠的數據比較離譜，有些比較正確，結果吵個半天，最後弄出200方折衷處方，也就是所謂的基準方
從此各藥廠就依基準方來製藥，但問題可能就是從這裡發生，處方相同了，但技術可不一定相同，加上競爭，各廠都希望申請出去的許可證可以比其他廠好(簡單說就是濃度高)，某些廠送出的申請可能偏離事實，但其他廠無法得知，為了避免每日建議用量比他廠高，只好跟進，跟進的結果，就是製程上可能會遇到問題，最後只好用生藥粉末來解決製程問題
早期大家都比較皮，所以比較會朝那方面去動手腳，近年來，各廠都受歷史共業影響，希望能找到方法解決這歷史共業，所以才會出現希望修法可加25%生藥末的聲音出現
(雖然成品都一定通過國家標準，但該解決的問題，大家還是希望可以找到方法解決)
而仙豐因為不加生藥末(也可以說是他們不需背負過去的錯誤吧)，許可證的濃度普遍比他廠還低，這會不會造成銷售問題，不知道，但總是比較不好看
此次事件，仙豐作的對還不對，要看從那個角度來看，不過多少是逼各大廠要去面對要去改變
我有朋友在科學中藥廠工作
最近因為這些事被抄的沸沸揚揚，所以有問過他是怎麼一回事
他說其實有些是真的，是業界秘密，委員會也知道，有些是假的，如成本
我大概寫一下他告訴我的東西，本來他不太願意提，不過仙豐要這樣搞所有科學中藥廠，已紙包不了火，總會全爆出來
首先，科學中藥廠因為歷史共業(基礎方及許可證)及市場競爭，所以有些事不得不然。
科學中藥的製作過程為：煎煮、萃取、濃縮、造粒、分裝，最後則為成品。
中藥跟西藥不同，西藥多半為化合物，成份單純，製成粉狀非常容易。而中藥則受限於煎煮時，會煮出非常多物質，使得中藥藥液在造粒這個階段，容易發生問題，大多數狀況是藥太黏使造粒過程容易遇到問題，無法造粒成功；或是造粒成功後，容易吸附水分黏成塊狀。優點是重金屬含量低"因為煎煮不容易將重金屬煮出來，不是藥渣會吸重金屬"，生菌數少，藥效夠 (造粒的作法是用澱粉為賦型劑，把濃縮藥水噴到澱粉上，經由熱風吹乾成型的連續製程)
但這樣有個很大的問題，成品很難拿到市場上賣，賣相太差。
造粒的問題，最容易的解決方式，就是將澱粉量增加，但缺點是藥的濃度會下降，效果會打折扣，需要加倍才能達到原本希望的藥效，拿去檢驗指標成份時，也會達不到要求。
這時藥廠發現將部分澱粉以生藥粉末取代，將可使造粒過程順暢，不易失敗，不但藥的濃度可以維持在許可證的範圍，送驗能達到成份要求，藥粉也較不容易黏成塊。缺點就是生菌數偏高(生藥粉末的含菌數高)，重金屬含量偏高，成本也會偏高(把藥材拿去打成粉也是要花錢的，打成粉的過程會有損耗，用生藥粉末造粉成本只會高不會低) 有沒有加生藥粉末，我朋友說很簡單就能看出來，就是拿顯微鏡放大來看，一眼就能看出是用了什麼東西，比例多少。
而仙豐確實是沒用生藥末，但也因此遇上了麻煩，他們的藥比起其他家藥廠濃度普遍偏低，這點多少影響到他們的業務推廣，所以才會在這二年不斷抄作這話題，希望讓業績變好，封殺其他藥廠。
為何其他藥廠不出來告仙豐的原因，其實有人猜出來了，因為有些事不能說。
他說其實藥都有煎煮過，不是如某些人指稱沒煎煮沒什麼化學作用，只是煎煮的比例就要看各廠的良心了
有些消費者不瞭解製藥過程，反而會誤以為某些廠的藥才好，其實正好相反(他舉了一個例子，含桂枝的藥，某些廠的藥聞不到桂枝味，有的廠的藥聞的到，消費者就以為聞的到的才是好的，其實依流程來看，聞不到才是正常，聞的到那一定是加了太多的生藥粉末)
最後他說，所有廠其實都希望能不加生藥粉末，希望作出濃度極高又不黏的藥出來，誰先作出來，市場就全是他們的了
現在被仙豐一搞，各廠都更加努力的找出解決方法。
而他的結論是：沒錯，各廠都有加生藥粉末，只是加的比例，有的多，有的少；不是各廠想偷工減料，而是技術難以突破，而關於加了生藥粉末的缺點，從王立委公開的資料裡可以看的出來
最後他講了一件事，要求我不要說出去
不過打都打了，就加上這段
他說他們廠從前年開始就加速研發不用生藥粉末而能順利造粒及提高濃度、藥效的作法。而現階段已得到突破，正在進行工廠試製中，目前試製的結果非常樂觀，有機會避開這次風波，拉開跟其他廠的距離
2009/06/04 20:24
剛看一看，又問了他一些問題
他說"濃縮"是相對於拿來作成科學中藥的藥材量而言
如王委員提出拿1kg的米，其中25%磨成粉，另外75%拿去煮，再來混在一起作成成品
他說用米當例子不太好，改成當歸好了，這個過程進行完後，1kg的當歸可能變成只有0.5kg的當歸成品，1/0.5=2，也就是說一克的成品等於2克的當歸，這樣的成品在算式上本來就能叫作"濃縮"，缺點是那0.25kg的當歸內含的有效成份並不能完全被人體吸收，而煮出來的那部分，則大多數有效成份都能被吸收，會出現檢驗合格，實際上人體有利用到的成份並沒有那麼高的狀況，這多多少少就是造成科學中藥的藥效比預期的低的原因之一
而重金屬、農藥殘留等等呢，他說即使加了生藥粉末，該作的檢驗還會作，超出標準的話，該批藥絕對無法離開工廠，不只是成品有檢驗，藥材一進口到工廠，馬上就會抽樣檢驗，超標的藥材會直接退貨，也因此，大廠的藥材成本並沒有因為大量進口而能大幅下降
這也是為何上面的資料裡面重金屬等含量都還低於標準的原因
2009/06/06 10:05
他的說法是許可證的問題
也就是說許可證並不是所有廠統一同一個規格，而會因為不同藥廠跟據他們的製程，而開出不一樣的許可證(他講可以上網查許可證，就可以發現同一方藥，其實各家的許可證不一定相同)
這裡出現的問題就在於仙豐的在申請許可證時，濃度多半比其他廠低(比較貼近事實，因為不用生藥末，澱粉量必然要更多才行)，而其他廠一方面是市場競爭(藥廠認為建議用量愈低，癒合消費者的使用，畢竟吃藥時，會覺得愈少量愈沒有心理壓力)，一方面是過去許可證濃度本來就偏高，換證時，把標準放低，對藥廠來說會說不過去(過去作的到現在為何作不到)
而出口到日本跟美國的，聽說有送去廠外殺菌，以合該國的標準
他提到在造粒階段，不加生藥粉末很多藥沒法造粒，而日本跟美國似乎沒有要求不能加生藥粉末，只有要求生菌數要低，所以只要增加消毒程序即可解決(王委員的報告裡面有一項是鏡檢，那就是用顯微鏡來檢查用了什麼東西當賦型劑)
而重金屬含量跟農殘問題，他因為不是生管方面的，不是很瞭解檢驗方面的事，不過他認為農藥殘留量是比較容易被要求，因為農藥多半是殘留在表面上，跟農民使用的時間點跟方法有關，所以進貨時，農殘可以要求的很嚴格，尤其是農藥可被煮出來，標準不低的話，經過濃縮過程，成品中很容易就超標
而重金屬就是另外一回事，重金屬多半含在藥材細胞內部，如果只用煎煮，跟本不用怕重金屬問題，但因為造粒製程，所以會使用部分生藥粉，這時重金屬問題就會浮現
有個問題就是成品的規格訂立，並不是從藥材規格反推回去，簡單說，成品的規格比藥材的規格還要嚴格；就這方面而言，其實也限制了生藥粉末使用比例，工廠批次生產，不可能會隨每批進貨藥材驗出的量，來作比例調整，所以為防重金屬過量，生藥末的使用比例，不會太高(從這方面來反推，王委員的資料裡面，我們可以假設重金屬含量較高的藥廠，用的生藥比例較高，不過這是我自己在猜的，不用當真)
而在檢驗問題上，藥廠進口都已各自找一固定的進口商負責，而且是直接到中國大陸各大中藥買賣市場買的
進口商為了避免被退貨，會先作篩選，到藥廠後，每批貨都會作抽樣檢驗，等於是雙重檢驗流程
而西藥的話，他講他去聽過不少研討會，其實絕大多數西藥都是化合物，以化學合成的方法製作的，要從自然物萃取，其成本絕對遠高於化學合成，這也是為何各大西藥廠都是從化學合成工廠起家的原因。
有不少藥都是從自然物中找到後，開始進行化學合成製程研究，研究成功，再進行量產(這段簡化了很多東西)
現代西藥雖有經過臨床實驗通過才上市，但有些副作用是要多年累積下來，才能被發現
要說到重金屬、農殘等等問題，其實我們平日吃的菜裡面，可能問題會更嚴重些；藥廠出品的藥，內含的量其實都遠低於國家標準，但平日吃的菜，可沒有每批都有檢，除非是吃有產銷履歷保證的，才能真正安心
其實加生藥粉末最大的問題還是在於生菌數，我朋友說因為要作那些檢驗項目不太瞭解，所以生菌數高的原因，也許是因為國家沒訂生菌數標準吧(這個就要去查了，不知要上那個政府單位網站查)
2009/06/06 10:28
許可證的問題，他說那是很久以前留下來的問題，他只知道一部分的事
當年百家爭鳴，台灣有一大堆中藥廠，政府開始要求要實行GMP時，一大半藥廠被迫關門
然後政府又發現每家藥廠在同一方藥使用的藥材，萃取率及濃度上完全不一樣，所以把大藥廠全找去開會，要求統一出基準出來
然後就是開會開會開會，有些廠的數據比較離譜，有些比較正確，結果吵個半天，最後弄出200方折衷處方，也就是所謂的基準方
從此各藥廠就依基準方來製藥，但問題可能就是從這裡發生，處方相同了，但技術可不一定相同，加上競爭，各廠都希望申請出去的許可證可以比其他廠好(簡單說就是濃度高)，某些廠送出的申請可能偏離事實，但其他廠無法得知，為了避免每日建議用量比他廠高，只好跟進，跟進的結果，就是製程上可能會遇到問題，最後只好用生藥粉末來解決製程問題
早期大家都比較皮，所以比較會朝那方面去動手腳，近年來，各廠都受歷史共業影響，希望能找到方法解決這歷史共業，所以才會出現希望修法可加25%生藥末的聲音出現
(雖然成品都一定通過國家標準，但該解決的問題，大家還是希望可以找到方法解決)
而仙豐因為不加生藥末(也可以說是他們不需背負過去的錯誤吧)，許可證的濃度普遍比他廠還低，這會不會造成銷售問題，不知道，但總是比較不好看
此次事件，仙豐作的對還不對，要看從那個角度來看，不過多少是逼各大廠要去面對要去改變
這篇太廣告了
倪院長所云："...多數科學中藥廠所謂的濃縮製劑，不過就是將生藥材清洗乾淨後，經過烘培高溫殺菌後，再打成粉劑，為求粉劑呈現小小顆粒狀..."
話不是這樣說的，順天堂就是明言煮過萃取的：
話不是這樣說的，順天堂就是明言煮過萃取的：
http://w3.sunten.com.tw/images/154.jpg
又查了別家，其實不只仙豐，其他家也有萃取製程，仙豐：http://www.shengfoong.com.tw/flowchart.htm莊松榮：http://www.csz.com.tw/01/01_04.htm港香蘭：http://www.kaiser.com.tw/line.html由製程觀察，我實在是看不出仙豐的品質有比別人棒的地方。
又查了別家，其實不只仙豐，其他家也有萃取製程，仙豐：http://www.shengfoong.com.tw/flowchart.htm莊松榮：http://www.csz.com.tw/01/01_04.htm港香蘭：http://www.kaiser.com.tw/line.html由製程觀察，我實在是看不出仙豐的品質有比別人棒的地方。
"...水煮過的好處就是讓藥材中所含有的農藥與一些像是黃趜毒素等，在水煮的過程中被分解掉，藥材中時常都含有的重金屬成分，都只會累積在藥渣之中，然後將濃煮過後的湯藥，再經過萃取，這時取得的藥粉才是真正的濃縮中藥粉，當然是絕對不會含有任何農藥黃趜毒素，也沒有任何重金屬在其中了。..."
水煮後，重金屬會留在纖維素中，所以不會流進於湯藥，下面的照片有說明，不過這說法我是很存疑，改天要請教藥師。 若說仙豐的材料，重金屬量本來就較低，這樣容易被接受。我孤陋寡聞，沒聽過藥材煮一煮，農藥金屬可以被去除的道理。
"...在臨床上如果你都是使用湯劑來治病時，無論你的生藥材是否有被污染過都沒有關係，因為藥材中帶有的毒素與重金屬都不會被病人喝進肚子裡，所以臨床上我使用的最多的就是湯劑了..."
請教臨床醫師OR藥師，真的是這樣嗎？從菜場買回來的菜，不管噴的多少農藥，沾了多少鉛鉻，只要煮熟喝下他的菜湯就不會中毒嗎？
"...我舉一例來說明，我最常使用延胡索來幫助肝癌病患抑制末期肝癌產生的肝區疼痛，而延胡索本身就有黃趜毒素在內，如果你選擇的粉劑帶有黃趜毒素的話，就會加重病情的惡化..."
順天堂在美國也有設廠啊！地址如下：9200 Jeronimo RoadIrvine,CA 92618
我的意思是，不論哪個牌子，在美國應該"本來就買不到"含黃麴毒素的科學中藥吧！？要不然早就被告倒了。
不過在立法院公報中，仙豐倒是在檢測上取得優異的成績。就不知道為什麼其他家為什麼檢測的成績這麼糟糕？生菌這麼多，難道是養大腸菌嗎？
立法院公報證明倪院長是對的(仙豐的重金屬殘留較少)，只是倪院長的論點我是認為沒什麼說服力就是了 後記以下文字摘自正統中醫論壇基本上，各廠出貨到外國的品質(重金屬、農藥殘餘)都比國內的要好，因為國外的標準較高。聽說出到日本的品質尤其好，因為日本自己出的都是用最好的材料(當然也比較貴)，為了要與日本國內的品牌競爭，所以品質不能輸。仙豐則據說是國外國內都是用同樣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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