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和谦教授为全国知名中医专家，行医济民60载，在治疗疑难杂症上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现选录医案4则，以飨同道。
1 克隆氏病
患者，男，37岁。形体消瘦，3年来腹胀痛，大便溏泻，喜热饮。曾在某某医科大学做钡餐造影：回肠节段性狭窄，假性憩室形成。确诊为克隆氏病。查血红蛋白100g／L。舌淡红苔薄白，脉缓。中医辨证为脾气虚弱，湿阻气机。治以补气培中，理气祛湿。方用参苓白术散加减：党参10g，白茯苓10g，炒白术10g，炙甘草5g，炒山药15g，莲子肉10g，生苡米20g，焦神曲6g，炒谷芽15g，炙黄芪10g，大枣4个，陈皮10g，补骨脂5g，木香3g，川黄连3g，炮姜炭3g。6剂，水煎服。嘱饮食宜软、烂、熟、温。二诊时患者诉药后时有小腹痛，矢气则舒，大便不成形，日1次，舌脉同前。继服前方加炒白芍10g，7剂。1周后患者来诊，自觉腹痛减轻。大便2日1行，先干后稀。继服前方加佩兰6g，6剂。嘱服3天停1天。三诊后患者大便逐渐成形，腹痛偶发，半年来一直坚持用中药调理，病情平稳。
按：克隆氏病属于中医所说的腹泻范畴。方老认为此病病位在脾，病机为脾气虚弱，运化失司，使湿停气阻，故临床腹泻与腹痛并见；久病气虚而致血虚，有贫血、消瘦等虚证表现。因此对于此病的治疗，应以健脾祛湿为主，佐以理气止痛。用参苓白术散健脾化湿，香连丸理气止痛，加焦神曲、炒谷芽、大枣、陈皮和胃安中，重用益气健脾药炙黄芪升提脾气，补骨脂、炮姜炭固涩止泻。理、法、方、药丝丝人扣，故临床疗效节节取胜。
2 口腔白斑
患者，男，39岁。1年前双侧颊部口腔粘膜发现白斑。曾到某某医院就诊，确诊为口腔白斑。局部 无明显不适，患者一般情况好，纳食可，二便调，舌质 红，苔薄白，脉平缓。中医辨证属湿毒蕴肤，以清解利湿为法。处方：生炙甘草各5g，生苡米20g，白花蛇舌草15g，白茯苓10g，蝉蜕5g，丹皮10g，玉竹 10g，银花10g，炒谷芽10g，炒白术10So 15剂，水煎服。二诊时患者左颊白斑已逐渐缩小，自觉口干，偶有牙龈出血，舌脉同前。继服前方加生地10g，再予15剂。三诊时患者左颊白斑已愈，左侧也已变小，再投上方15剂，并嘱其一旦痊愈不用再诊，患者果未再诊。
按：口腔白斑是中老年人较常见的口腔粘膜病， 是口腔癌前病变之一。方老认为本病病位在口，与脾密切相关。因脾开窍于口，主运化水湿，主肌肉。脾失运化，湿停毒郁，发于口腔粘膜，粘膜受湿邪侵蚀，故发白斑。方老谨守病机，用生苡米、白茯苓、炒白术健脾化湿；白花蛇舌草、银花、生甘草清热解毒；炒谷芽健脾和胃；玉竹养阴清热，补而不燥，且有活血之功，丹皮可泻阴中之火，凉血活血：辆者同用活血化瘀通络，均可加强局部的血液循环，促进粘膜愈合；配蝉蜕祛风，以皮达皮；炙甘草调和诸药。
3 亚急性甲状腺炎
患者，女，50岁。3个月来右颈部肿痛，可触及一1cmX2cm大小结节。夜间低热，体温在37．4-37．7 oC之间。汗出烦热，纳便尚可。舌淡红苔薄白，脉弦平。半月前在我院做甲状腺B超，报告为：弥漫性炎症。确诊为亚急性甲状腺炎。住院1个月，服激素治疗。现仍有低热，症状改善不明显，求治于方老。本病方老诊断属瘿瘤，辨证为热郁上焦，痰凝气结。治疗以清热散结通络为法。处方：银花15g，连翘15g，桔梗10g，橘叶6g，大瓜蒌15g，泽兰叶10g，白芷3g，当归6g，陈皮10g，生甘草6g，天花粉10g，蒲公英10g。 10剂，水煎服。嘱禁食海鲜等发物。二诊时体温已正常，右颈部仍肿大，疼痛缓解。继服前方加川贝5g，20剂。三诊患者右甲状腺结节已消，疼痛偶发。继服前方10剂而病愈。
按：亚急性甲状腺炎属中医瘿瘤范畴，但方老没有用治疗瘿瘤的软坚散结的常用治法，而是把其当作疮疡来对待，以仙方活命饮加减。立法独到，疗效独特，令人赞叹!方中银花、连翘、蒲公英、生甘草清热解毒，白芷疏散外邪，花粉、贝母清热散结，当归、泽兰活血散瘀，瓜蒌、橘叶理气化痰，陈皮理气和中。前后服药2月余，获祛毒、散结、消肿、止痛之效。
4 习惯性便秘
患者，女，36岁。1年来大便秘结，脘腹胀满，腹痛纳呆，行经乳胀、痛经。舌淡红，苔薄白，脉缓。属肝气郁结、肝胃不和之证。方老处方以其经验方和肝汤(党参9g，当归12g，白芍9g，柴胡9g，茯苓9g，白术9g，薄荷3g，生姜3片，香附9g，苏梗9g，炙甘草6g，大枣4枚)加台乌药10g，干佛手6g，陈皮6g，麦冬6g。 7剂，水煎服。二诊诉脘腹胀满好转，大便仍干，纳差。继服前方加瓜蒌仁12g，12剂。第三次来诊时病人欣喜地说：“方老的药太好了!不仅把我的腹胀便秘治好了，还治了我的妇科病。痛经缓解了，经量也增多了，颜色已由暗转红”。方老嘱效不更方，再予前方12剂而病愈。
按：中医认为便秘多由大肠积热、或气滞、或寒凝、或阴阳气血亏虚，使大肠的传导功能失常所致，而由肝脏功能失调导致的便秘往往被人忽视。方老认为该患者便秘与情志有关。因情志不遂，而致肝气疏泄不利，而影响脾的运化升清及胃的降浊功能。在上为呕逆嗳气，在中为脘腹胀满疼痛，在下则为便秘。故方老在治疗此种便秘时，着重从调肝人手，痼疾随之而解。所用的和肝汤系由逍遥散加党参、香附、苏梗、大枣4味药而组成，既保留了逍遥散疏肝解郁、健脾和营之功，又增加了培补疏利之特性，有两和肝胃、气血双调的功效。方老还特意嘱咐病人定时蹲厕，每天多食粗粮及粗纤维食物，如菠菜、红薯等，加强大肠的蠕动功能，养成定时排便的良好习惯。
Saturday, August 29, 2009
一病一方 药少力专——方和谦
著名中医专家方和谦出身于中医世家，其父方伯屏是北平国医学院及华北国医学院教授。方和谦自幼随父学医，18岁悬壶京师，至今行医60余年。方和谦曾任北京朝阳医院中医科主任、北京中医学会名誉理事长，现在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附属鼓楼中医医院“京城名医馆”出诊。方和谦继承并发扬方氏学术特点，精通典籍，旁及名家，崇尚脾胃学说，学术思想奠基于《内经》而学成于仲景，并涉及东垣诸家，对《伤寒论》、《金匮要略》及《脾胃论》等典籍研究深入浅出，学以致用。临床精研内科，善治疑难杂证。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方和谦深得辨证论治之精髓，积多年临床经验，首创“和肝汤”，此方具有扶后天之本之正气，祛郁滞之邪气，适用于肝脾气血失和的多种疾病，为和解法又一有效方剂。
方和谦医术精湛，内、妇、外科均能接诊。他应用古人之法而不拘泥于古人之方，在处方用药中，一切从病情需要出发，辨证合理，用药少而力专，药到病除。他很少用犀、羚、麝等贵重药品，力求简、便、廉地解决问题。方和谦认为中药汤剂最能反映中医辨证用药的特点，主张一病一方，这也是他临床诊病的最大特色。
“國醫大師”王綿之在京逝世
2009年07月14日09:35 來源：健康報網
我國著名的中醫藥學家，中醫教育家，北京中醫藥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第六、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王綿之教授因病醫治無效，於2009年7月8日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86歲。7月12日，王綿之教授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殯儀館舉行。 王綿之教授1923年出生於江蘇省南通市中醫世家，為第19代傳人。1957年8月因工作需要調北京中醫學院（現北京中醫藥大學），歷任方劑學教研室主任、基礎部主任，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院務委員會副主任等職。2007年10月，被評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2008年12月，被北京市授予 “首都國醫名師”稱號。2009年5月，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衛生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聯合授予首屆“國醫大師”稱號。（來源： 健康報 通訊員於麗珊 記者嚴少衛）
我國著名的中醫藥學家，中醫教育家，北京中醫藥大學終身教授，博士生導師，第六、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王綿之教授因病醫治無效，於2009年7月8日在北京不幸逝世，享年86歲。7月12日，王綿之教授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殯儀館舉行。 王綿之教授1923年出生於江蘇省南通市中醫世家，為第19代傳人。1957年8月因工作需要調北京中醫學院（現北京中醫藥大學），歷任方劑學教研室主任、基礎部主任，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院務委員會副主任等職。2007年10月，被評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2008年12月，被北京市授予 “首都國醫名師”稱號。2009年5月，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衛生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聯合授予首屆“國醫大師”稱號。（來源： 健康報 通訊員於麗珊 記者嚴少衛）
2009 「30國醫大師」 - 王绵之 (part2)
沛，自我感觉良好，各项生理指标正常，他们的心率、血压都非常稳定，没有出现任何病症，并且能够健康自主出舱，返回后航天员的身体恢复很快，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您将中医药应用于载人航天，为我国神舟六号、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航天员医监医保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传统医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对中医药作用的充分肯定。中医药在航天医学上显示出的独特优势，也引起了俄罗斯、美国等航天大国的高度关注。
攻克疑难病症的开路人
王老对记者说，中医不要怕别人反对，关键是自己站得直不直，中医自己要争气。治好疑难病，不是在为自己出名，是为中医争光，提高中医的学术地位。这是对每个中医的基本要求，也是最高要求。中医的名是实践出来的，是病人的口碑出来的。
2007年，我国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在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中医生命与疾病认知方法”下，王绵之教授是传承人之一。
在70年的医疗实践中，王老是攻克疑难病症的开路人。我们来看几个简单的记录：
1974年，王老带学生到河北定县开门办学时，有一位29岁的农村妇女患中毒性痢疾已经高烧昏迷了21天，曾用各种抗菌素和其他西药治疗，就是不见好转。一些医院用各种办法治疗无效，认为这个病人没救了，即使醒了也会因长期昏迷而失去语言能力。患者家属请求王绵之诊治，王绵之守在病人身旁数天，精心医治，随时视病人情况改方给药，半个月后，病人的神志清醒了；3个月后，终于开口说话了。
1976年春，内蒙古一位叫李振荣的16岁男孩，患了脑干肿瘤。父母带着他到处求医，最后在被北京的某大医院被宣判了“死刑”。王老为他医治半年，病情显著好转。继续服药两三年后，李振荣已能参加体力劳动，后来还做了某卫生所的化验员。
王老经验丰富，医术独到，不仅审病精细，辨证准确，而且用药精当，配伍巧妙，善于兼融西说，临床曾治愈多例顽固性哮喘、粟粒型和空洞型肺结核、慢性肾病、肝硬化、Ⅰ型和Ⅱ型糖尿病、脱髓鞘病、脑肿瘤、垂体瘤、椎体病及先天性免疫功能低下等难治病。
有一位王老至今还在治疗的患有肾衰的旅美华人，十多年前就被美国医生宣判必须换肾。这位患者经朋友介绍从美国回到北京找到了王老。经过王老细致的治疗，直到现在，这位患者还没有换肾，每天还吃着王老的方子。给他治病的美国医生十分惊叹他好转的速度，称他在中国遇到了神医。
王老认为，经过几千年历代中医的不断继承发扬，现代的中医也借鉴了西医和其他学科的长处为中医所用，应该说现在的中医水平比过去要高。同时，中医通过辨证论治，可以有很大的空间去给病人配药，这是中医的优势。
一位做了肝移植3年目前王老正在治疗的患者，服用王老配有人参的方子后，感觉效果非常好。而西医对待这样的器官移植患者，是不主张服用人参的，因为器官移植需要抑制免疫。对此王老解释说，单独使用人参可能是有弊病，但放在方子里用，有君臣佐使相互制约，可以克服弊病，扬长避短，提高疗效，这就是方剂学的学问。
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王老屡起沉疴，名声鹊起，蜚声海内外，他的医德也为群众广为传颂。23年前，光明日报就曾在头版头条报道过王老29年如一日义务为群众看病的事迹。
王老常以“医乃仁术，当以济世为先”之古风家训自勉，对于病家，心存救济，见人之苦，若身受之。为人治病不分贵贱高低，上至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远为异国贵客，近到邻里街坊，无不一视同仁。
王老的病人常说，王老看病总是面带微笑，还不时说着风趣的话，让我们精神上很轻松和快乐，这是他的一个特点。这应该也是王老治病的一个手段。王老说，有些病人得病后难受，精神压力大，进了他的诊室，精神压力解除了，感觉轻松了许多，好像病痛也退了一些似的。所以，即使自己精神再不好，只要来了病人，必须马上打起精神来。王老就是这样心系病人的疾患，忧天下人之忧，乐天下人之乐。
弘扬中医 不忘责任
中医教育一直是王老放不下的心头之忧。他对记者说，中医院校教育这么多年，培养了不少中医人才，还是成功的，但是不完善，必须要有再教育、后续教育（包括师带徒）和自己的学习提高进行补充，这甚至比前期的教育更重要。中医教育不能光靠中医院校，还要靠政府行为和社会力量，还有中医自己。
王老还说，成为名医，不能单纯就会看看病或就会写写书，要既有理论又有实践，还要会传承，这是责任。
晚年的王老时刻萦怀的就是这“责任”二字。
王老作为中医界的一老，更是一宝。作为一老，他始终不忘一老的责任——传承国医精华。
70年来，他曾与多位老中医一起多次上书，为中医药机构建设、中医药立法等献计献策，充分体现了一个名老中医对中医药事业的拳拳之心和高度责任感。
他历任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委员，全国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曾多次深入行业基层作社会调查，积极向政府反映各方面的意见，为党和政府制定中医药方针、政策献计献策。1991年，在国家机构改革中，仍有一种声音，要求取消在中医界不懈努力下刚刚建立几年的国家中医药管理机构。王老利用政协委员的身份，在全国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协作工作会议上为保存中医药管理机构而奋力呼吁。
王老还充分利用兼任国家自然基金会生物部医学学科委员、国家卫生部药品评审委员会委员暨中药分委员会主任、中国药典委员会委员暨中药组组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科技重大成果评选委员会委员、国家新药研究与开发中心常务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中药学会会长等身份，通过其社会影响力，为中医药事业的振兴发展而积极努力。
王老还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赴海外进行学术交流的我国中医药界代表。他先后应邀出访日本、新加坡、泰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或为元首和重症患者诊疗，或进行医学考察，或做学术演讲，以其高尚的医德、高超的医术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医名远播于异域，为传播古老的中国文化瑰宝——中医药于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
1990年7月，国务院颁予他政府特殊津贴与荣誉证书。2007年10月，北京市专门成立了“北京中医药薪火传承‘3+3’工程建设单位王绵之名老中医工作室”；2008年12月，北京市“三局”授予王老“首都国医名师”称号。
回首王老半个多世纪的从医之路，恰如他挥毫而就的《八十抒怀》：
“幼承家学读岐黄，天生傲骨气不狂，禅参三指终有得，风雨十年幸无伤，辨证论治融新说，圆机活法有奇方，悬壶济世乃天职，我愿人人寿而康。”
王绵之小传
1923年，出身于江苏省南通市中医世家，为第19代传人。
1936 年-1937年，随父亲王蕴宽学习中医。
1942年，在南通城区正式悬壶故里。
l947年，经国家考试获《中医师合格证书》。1953年，获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换发的《中医师证书》。
1955年-1956年，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进修，后留校任教，筹建方剂教研组。
1957年至今，北京中医药大学从事教学、管理、临床与科研工作。
2009 「30國醫大師」- 王绵之 (part 1)
王绵之，男，汉族，1923年10月出生，北京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教授，1942年1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首都国医名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创建和发展了中医方剂学科；组方防治太空病的中药“太空养心丸”；攻克大量疑难病症。提起王绵之教授，最值得称道的就要属三项令人瞩目的创新——开中医历史先河，创建和发展了中医方剂学科；组方防治太空病的中药“太空养心丸”，将传统中医与现代航天科学完美结合；治愈大量疑难病症，扩大了传统中医的治疗范围。这可说是王老这辈子对中医药发展的三大创新和三大贡献。
也正是王老这一代名老中医，在新中国走过的60年中，承担了传承与升华传统中医的使命，推动着护佑中华民族走过了几千年的中医药走到今天。
创建中医方剂学科
中医历史悠久，但过去只有本草学，方剂及其理论散在于各家著作中，没有系统的方剂学。方剂学是新中国有了中医学院教育后才提出来的，而这项空白是由王老在上世纪50年代填补的。
王绵之教授1 9 2 3年出身于江苏省南通市一个祖传世医家庭，至他已是“王氏医术”的第19代传人了。父亲王蕴宽是上个世纪20年代南通地区家喻户晓的名医，享誉大江南北。从小耳濡目染使王绵之酷爱中医，有志继承家学。在父亲“学医必精，为医必仁”思想的影响下和“医生必须要懂药，要识药性，会认药，知药味，一尝便知是对是错”的教导下，他15岁开始随父识药辨病、出诊理症，背诵汤头本草，研读中医典籍，积累了丰富扎实的中医和中药学知识，为日后济世活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2年，他正式悬壶在家乡应诊，因屡起沉疴，名声日隆。
1955年，王绵之教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今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培训一年，后留校任教，并筹建方剂教研组，任教研组组长兼学校门诊部主任，创编、审定《中医方剂学讲义》等多部中医教材，从此与中医方剂学结下终生情缘。随着新中国高等中医药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师资成为当时制约各地中医院校发展的瓶颈，1957年7月，卫生部中医司抽调王绵之等一批师资到北京中医学院工作，他担任了方剂教研室的主任。
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中医方剂学在他手中逐步成型——成熟，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王老认为，中医方剂学是运用中药使辨证论治具体化的一门学科，是一门既有基础又有临床的桥梁课，它跟西医的药学或药物学课程的意义不一样，它是教学生如何研究方剂、如何开方剂的课程。
方剂学的核心是研究治法和方剂的理论及其临床运用，它涉及中医理、法、方、药四个方面，与各门课程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是辨证论治的工具；同时，方剂学与现代药理、化学、制剂及生命科学等多学科渗透，也是发现方剂的潜在功效和新用途以及改进传统剂型、研发复方新药的工具。因此，方剂学被作为现代中医药教育各专业的必修基础课程。
几千年来的中医都是靠师承学习，方剂学科的建立，联系中医基础和临床，沟通中医和中药，衔接传统中医和现代科学方法，为采用中医院校教育培养中医药人才开创了一种全新的途径。
从教学大纲的制定、《方剂学》教材的编写、修订和审阅，到方剂学科硕士点、博士点的建立和建设，全国方剂师资高研班的讲课，无不倾注了王老的大量心血，他集多年教学经验总结出了一整套中医方剂教学法。
北京中医药大学对于王老的贡献评语是：对于中医方剂学科的构建和发展居功至伟，成为现代中医 药学科体系的重要支柱；在教学上，浸淫历朝经典，融会当代新知，纵横捭阖，通达古今，精思明辨，自成一家。
如今，王绵之教授创建的方剂学科已经成为国家重点学科；由他主持编纂了《方剂学》、《中医药概论》、《中国医学百科全书·方剂学分卷》、《全国高等院校中医方剂教学参考丛书》、《古方钩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85年版)》等专著均成权威范式。
记者本人也是王老方剂学的受益者，至今保存有一本30年前学习过的《汤头歌诀白话解》，就是王老在1960年主持编写的，几十年来再版了无数次、达近千万册，仅“文革”中再版了800万册，几乎全国的赤脚医生人手一册，被誉为“一把打开中医宝库的钥匙”。
让中医走入太空
随着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获得圆满成功，“神六”、“神七”的发射，也让全世界的人们再一次认识了中医药，由王绵之组方的中药“太空养心丸”首次被“神七”的航天员带入太空，在飞行期间服用。
王老使古老的中医药与最现代的航天科技完美结合在了一起。
从2005年起，王老应邀参加了航天员的保健工作。在王老的家中，记者看到了他自那时以来积攒起来的装了有十几袋的为航天员们用药的总结材料。航天英雄杨利伟从太空返回后，王老就参加了对他的调理恢复，并得到了满意的结果。“神六”发射前，王老提前3个月就开始去航天中心，根据每个航天员的情况，潜心研究制定调理方案，开方进行中药调理。
在最传统的领域里耕耘的王老和最现代的科技领域——航天结缘了。
在世界载人航天领域存在三大医学防护难题，空间运动病、减压病、体力耐力下降。国外曾有航天员因为飞行中出现严重生理障碍，不得不中止宇航飞行。还有的航天员在出舱时不能稳定站立，甚至需要搀扶或者抬出航天舱。资料表明，航天飞行前三天航天员空间运动病的发生几率高达50%。但是，中国的航天员们至今没有发现染有“运动病”。
这里，应该归功于我们的国宝——中医药，也归功于王老的创新性研究。
说起古老的中医药为什么能解决现代航天员遇到的身体问题，王绵之说，航天员都是身体最棒的人，他们能有什么病？中医所说的病，也不等于西医说的血压不正常、心电图不正常等等，中医是通过望闻问切看出机体五脏六腑、阴阳气血等哪一部分有偏差或不足，然后考虑航天员的工作量及环境变化等，进行调平。
中医讲究“平”，人体要达到最佳状态是很难的，但是要尽量调平，使各个器官之间能够很好合作，互相补充。为航天员用中药就是在调平，可以增强航天员的体质，让他们能在特殊环境下的适应性和耐受性得到提高。同时，航天员执行任务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尽管是一样的，但是他们也存在个体差异，所以给他们开的方子也是不同的。
经过长时间的体会和努力，王老为航天员的求平调理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成果——“太空养心丸”。
王老告诉记者，这个药就是专为“神七”做的，航天员在准备阶段和飞行阶段都在服用这个药。这个方子是在多年临床经验基础上，通过与航天员的接触，对他们训练过程身体变化的认识进行总结，和对他们飞行后身体恢复的保健调理的摸索，在中医理论指导下，根据航天员的生理特点及航天对人体的影响、损伤，等制定的带有规律性的处方。
王老说，中国的航天员通过中医保健后，身体状况比外国的航天员好，经国家航天中心监测，神舟六号航天员“心血管自主神经功能变化情况与俄罗斯、欧洲航天员存在明显差异……没有明显的受到重力变化的影响”。
对于这项经过实践检验卓有成效的成果，2008年12 月6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给这位中医大师85岁寿辰发来的贺信中说，“中国的载人航天实践表明：航天员在任务前，身体状态良好。任务中，航天员精力充
Wednesday, August 26, 2009
2009 「30國醫大師」 - 王玉川 (part 4)
而倒，一个老师的经验，用不了3天就能说完；相反，也可能临床跟师3年，还摸不到门。”
虽然如此，王玉川对所有的年轻中医都毫无保留，倾其所有，他甘为人梯、无私传授的风范使很多人受益终生。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届中医专业毕业生刘燕池教授，谈起一件往事。1962年他毕业分配到内蒙古讲内经课，没有经验的他返回母校寻求帮助。当时王玉川把历经一年刚誊完稿、尚未出版的《内经讲义》交给他，用作参考。刘燕池拿到这份原稿，心情澎湃，现在回想起来还常说“师恩难忘”。
他时时要求年轻学子做到言之有理，强调文以载道，每年审阅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工作，他从不敷衍，逐字逐句精心批阅，一本论文要修改几天。写满他整齐字迹的论文，经常被毕业生们珍藏。
王玉川一直强调理论和临床结合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长年坚持为普通百姓治病。他擅长治疗中医内科各种疑难杂症，如心血管疾病、风湿病、血液病等，临证时一丝不苟，疗效卓著，深受患者欢迎。
有段时间，王玉川在国医堂一周出诊4次，非常劳累。一次在北中医校园，刚从研究生处退休的鲁兆麟碰见了他，两人边走边聊。“和你说个事儿，”王玉川认真地说，“这国医堂看病，你能不能替我出两天？”但累归累，他还是一直坚持在临床一线。
深厚的理论功底，保证了王玉川卓越的临床疗效。有次鲁兆麟接诊一位神经根髓鞘脱的病人，治疗非常棘手，用遍了温阳药、补气药、活血药还是效果不好，他向王玉川请教。王玉川说，“《内经》讲‘肾恶燥，即食辛以润之’，你别净顾着补阳，加点细辛这类通药试试。”果不其然，病情好转。
在临床传承教学中，王玉川常从古典医籍中总结用药知识以示后人。他认为临床不应为方证相对束缚，要勇于探索能治多病的方剂。以《千金方》中能治疗30多种病证的“芫花散”为例，孙思邈对此方赞赏有加，但也无法解释原理，只能在书中寄望于后人。王玉川指出，有些医家沉湎于辨证论治，对古书中许多同方治异病的例子不屑一顾。研究同方治异证的机制，对实现中医现代化也有很大意义。
王玉川名下的七九级硕士研究生陶广正教授，得知恩师被评为“国医大师”欣然提笔：“为人淡泊，不慕虚名。师出名门，有真才实学；学富五车，而无头角夸诞。虽非博导，而众多博导皆曾受教；未登讲堂，而授课讲稿竟出其手。著述不多，却不乏真知灼见；临床虽少，却每能一丝不苟。审查论文，从不敷衍；撰写书评，必中肯綮。尊为国医大师，谁敢谓曰不然！”
王玉川小传
1923年，生于江苏省奉贤县。
1941-1943年，从医于中医名家戴云龙先生、陆渊雷先生，学成后在当地行医。
1943年-1955年，在奉贤县开设门诊从事中医临床工作。
1955年-1956年，在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深入学习中医相关知识。
1956年-1957年， 在南京中医学校从事中医药教学与临床工作。
1957年-1963年，奉卫生部调令来北京中医学院从事教学工作，潜心于《黄帝内经》的教学和研究。主持主编全国中医院校教材第一、二版《内经讲义》。
1978-1984年，在北京中医学院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任副院长。
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八届委员会委员，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顾问。
虽然如此，王玉川对所有的年轻中医都毫无保留，倾其所有，他甘为人梯、无私传授的风范使很多人受益终生。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届中医专业毕业生刘燕池教授，谈起一件往事。1962年他毕业分配到内蒙古讲内经课，没有经验的他返回母校寻求帮助。当时王玉川把历经一年刚誊完稿、尚未出版的《内经讲义》交给他，用作参考。刘燕池拿到这份原稿，心情澎湃，现在回想起来还常说“师恩难忘”。
他时时要求年轻学子做到言之有理，强调文以载道，每年审阅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工作，他从不敷衍，逐字逐句精心批阅，一本论文要修改几天。写满他整齐字迹的论文，经常被毕业生们珍藏。
王玉川一直强调理论和临床结合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长年坚持为普通百姓治病。他擅长治疗中医内科各种疑难杂症，如心血管疾病、风湿病、血液病等，临证时一丝不苟，疗效卓著，深受患者欢迎。
有段时间，王玉川在国医堂一周出诊4次，非常劳累。一次在北中医校园，刚从研究生处退休的鲁兆麟碰见了他，两人边走边聊。“和你说个事儿，”王玉川认真地说，“这国医堂看病，你能不能替我出两天？”但累归累，他还是一直坚持在临床一线。
深厚的理论功底，保证了王玉川卓越的临床疗效。有次鲁兆麟接诊一位神经根髓鞘脱的病人，治疗非常棘手，用遍了温阳药、补气药、活血药还是效果不好，他向王玉川请教。王玉川说，“《内经》讲‘肾恶燥，即食辛以润之’，你别净顾着补阳，加点细辛这类通药试试。”果不其然，病情好转。
在临床传承教学中，王玉川常从古典医籍中总结用药知识以示后人。他认为临床不应为方证相对束缚，要勇于探索能治多病的方剂。以《千金方》中能治疗30多种病证的“芫花散”为例，孙思邈对此方赞赏有加，但也无法解释原理，只能在书中寄望于后人。王玉川指出，有些医家沉湎于辨证论治，对古书中许多同方治异病的例子不屑一顾。研究同方治异证的机制，对实现中医现代化也有很大意义。
王玉川名下的七九级硕士研究生陶广正教授，得知恩师被评为“国医大师”欣然提笔：“为人淡泊，不慕虚名。师出名门，有真才实学；学富五车，而无头角夸诞。虽非博导，而众多博导皆曾受教；未登讲堂，而授课讲稿竟出其手。著述不多，却不乏真知灼见；临床虽少，却每能一丝不苟。审查论文，从不敷衍；撰写书评，必中肯綮。尊为国医大师，谁敢谓曰不然！”
王玉川小传
1923年，生于江苏省奉贤县。
1941-1943年，从医于中医名家戴云龙先生、陆渊雷先生，学成后在当地行医。
1943年-1955年，在奉贤县开设门诊从事中医临床工作。
1955年-1956年，在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深入学习中医相关知识。
1956年-1957年， 在南京中医学校从事中医药教学与临床工作。
1957年-1963年，奉卫生部调令来北京中医学院从事教学工作，潜心于《黄帝内经》的教学和研究。主持主编全国中医院校教材第一、二版《内经讲义》。
1978-1984年，在北京中医学院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任副院长。
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八届委员会委员，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顾问。
2009 「30國醫大師」 - 王玉川 (part 3)
翻下去，十几本笔记本的纸质都很粗糙，字体却都那么纤秀工整，有的字小得几乎看不清。可以想见王玉川当年是怎样地心细如发，这几十万娟秀小字承载着多少个安于清苦的日日夜夜。笔记内容有经典抄录，有个人思考，他很喜欢自制图表，比如为研究比较体质学说，他把巴甫洛夫神经类型、希波克拉底气质说以及内经的阴阳五态人划一个表格里，新颖而独特，给人启发。
那本传说中，被王玉川翻得书皮烂掉用胶布粘好、再无一处空白可写眉批的《黄帝内经》已经找不到了，他连自己的书和发表的文章也都没留意保存。“别人借走了没还，我也记不得向谁要了，哈哈哈！”显然他并不以为意，更不以为憾。多年的临床处方也没有保留一张，根本不打算出版临床经验集，“有什么用呢？没用！”玉川老这样给自己解释。
如今他眼睛花了，别说写字，翻看当年的笔记都得借用放大镜才行，但幸运的是，这种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已经延续下去。严季澜年轻时曾受教王玉川，他也是数十年如一日地坐在办公室研读经典、琢磨医案，喜欢用铅笔写些纤细小楷，下着旁人眼中的“笨功夫”。然而，就是这样一群学者的严谨操守，酿造北京中医药大学厚重的文化学术底蕴，在浮躁的今天，更显得可贵和难以超越。
王玉川治学注重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在1984年担任健康报振兴中医刊授学院顾问期间，他曾和刊院同学谈中医治学方法：“没有独立自主的精神，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作出成绩。不要做教材的奴隶，要做教材的主人，这才能把前人的成就真正变成自己的知识。决不能像果戈里在《死魂灵》里描写的那位‘死读书、读书死’的彼得尔希加，他辛辛苦苦读了一辈子书，到头来却什么知识都没得到。我们需要的是自己观察，自己思索，自己做主，那是一种独立思考的治学精神。”
这种独立思考的态度，使得王玉川在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屡获开创性突破，正是因为不迷信权威，敢于对传统提出质疑，才使得研究深入下去，跨越了一个个学术高峰。
了解王玉川的人，对他的第一评价大多是“低调”、“不争”。然而这样一个不喜参政的人，却是全国政协四届委员，担任北京中医学院的副院长多年，还有多项校内外职务，这似乎是种矛盾。
王玉川生性喜欢自由，他把这些称为“乱七八糟的事”。“当时没办法推，这也是种任务。”如果可以自己做决定，他断然不愿从熟悉的南方来到北方生活，更不愿从事行政工作。但是在其位谋其政，他在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期间提出的“关于公费医疗费用不宜包干到医院管理”的提案，被评为优秀提案。任院长期间，他重视教学科研和学术建设，内经专业被列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批重点学科，停刊20多年的《北京中医学院学报》于1981年恢复，成为学校及全国学术交流的重要阵地。
然而一旦退休，他就任何管理工作都不参与。据介绍，玉川老退休后更为低调，不轻易发表任何意见，每天8点前到办公室，中午回家稍作休息，下午又回来。“他的思维，就是做自己的事，看自己的书。”
这种淡泊、低调，不是怕得罪人，也不是没有想法，他是位特立独行、生性高洁的人。采访中，玉川老说的频率最高的词就是“无所谓”，他说，人生几十年，没必要争名夺利。“人家说我好也行，说我不好也罢，都一样！”
教育临床
“倘若倾心而倒，一辈子经验说不了3天”
虽然反对师带徒的方式，但受他恩惠的年轻中医成百上千，至今很多毕业生都珍藏着他逐字逐句精心审阅过的论文。理论临床相得益彰，其深厚的理论功底令其临床疗效卓著。
列在王玉川名下的学生并不多，不过四五人，和师带徒相比，他更提倡现代学院教育。他认为临床上从来没有相同的病人，好中医应该独自到临床去实践摸索。“倘若倾心
那本传说中，被王玉川翻得书皮烂掉用胶布粘好、再无一处空白可写眉批的《黄帝内经》已经找不到了，他连自己的书和发表的文章也都没留意保存。“别人借走了没还，我也记不得向谁要了，哈哈哈！”显然他并不以为意，更不以为憾。多年的临床处方也没有保留一张，根本不打算出版临床经验集，“有什么用呢？没用！”玉川老这样给自己解释。
如今他眼睛花了，别说写字，翻看当年的笔记都得借用放大镜才行，但幸运的是，这种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已经延续下去。严季澜年轻时曾受教王玉川，他也是数十年如一日地坐在办公室研读经典、琢磨医案，喜欢用铅笔写些纤细小楷，下着旁人眼中的“笨功夫”。然而，就是这样一群学者的严谨操守，酿造北京中医药大学厚重的文化学术底蕴，在浮躁的今天，更显得可贵和难以超越。
王玉川治学注重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在1984年担任健康报振兴中医刊授学院顾问期间，他曾和刊院同学谈中医治学方法：“没有独立自主的精神，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作出成绩。不要做教材的奴隶，要做教材的主人，这才能把前人的成就真正变成自己的知识。决不能像果戈里在《死魂灵》里描写的那位‘死读书、读书死’的彼得尔希加，他辛辛苦苦读了一辈子书，到头来却什么知识都没得到。我们需要的是自己观察，自己思索，自己做主，那是一种独立思考的治学精神。”
这种独立思考的态度，使得王玉川在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屡获开创性突破，正是因为不迷信权威，敢于对传统提出质疑，才使得研究深入下去，跨越了一个个学术高峰。
了解王玉川的人，对他的第一评价大多是“低调”、“不争”。然而这样一个不喜参政的人，却是全国政协四届委员，担任北京中医学院的副院长多年，还有多项校内外职务，这似乎是种矛盾。
王玉川生性喜欢自由，他把这些称为“乱七八糟的事”。“当时没办法推，这也是种任务。”如果可以自己做决定，他断然不愿从熟悉的南方来到北方生活，更不愿从事行政工作。但是在其位谋其政，他在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期间提出的“关于公费医疗费用不宜包干到医院管理”的提案，被评为优秀提案。任院长期间，他重视教学科研和学术建设，内经专业被列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批重点学科，停刊20多年的《北京中医学院学报》于1981年恢复，成为学校及全国学术交流的重要阵地。
然而一旦退休，他就任何管理工作都不参与。据介绍，玉川老退休后更为低调，不轻易发表任何意见，每天8点前到办公室，中午回家稍作休息，下午又回来。“他的思维，就是做自己的事，看自己的书。”
这种淡泊、低调，不是怕得罪人，也不是没有想法，他是位特立独行、生性高洁的人。采访中，玉川老说的频率最高的词就是“无所谓”，他说，人生几十年，没必要争名夺利。“人家说我好也行，说我不好也罢，都一样！”
教育临床
“倘若倾心而倒，一辈子经验说不了3天”
虽然反对师带徒的方式，但受他恩惠的年轻中医成百上千，至今很多毕业生都珍藏着他逐字逐句精心审阅过的论文。理论临床相得益彰，其深厚的理论功底令其临床疗效卓著。
列在王玉川名下的学生并不多，不过四五人，和师带徒相比，他更提倡现代学院教育。他认为临床上从来没有相同的病人，好中医应该独自到临床去实践摸索。“倘若倾心
2009 「30國醫大師」 - 王玉川 (part 2)
承古而不泥于古，注重创新，是贯穿王玉川研究中医理论的一条主线。比如，他论述阴阳学说的演变，认为从《周易》的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到中医学中的三阴三阳，是古代医家为适应医疗需要的一种改进，用三阴三阳能更精确地区分阴阳能量的盛衰多少。那种把三阴三阳的性质和次序认为是不能变动的“死板的规定”，是不符合实际的。
多年来，辨证论治被视为“中医特色”的重要标志，但是，王玉川认为这种提法并不合适。首先，辨证论治的统治地位是在牺牲了“同方异治”的宝贵经验，扼杀了寻找广谱有效方药的热情之后才取得的；其次，辨证论治的辉煌成就使人们的思维陷入永恒不变的公式之中，在辨证论治的圈子里打转，与创新的客观要求越来越远。他认为，那种认为辨证论治可解决一切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只能怨自己没有掌握好的思想“是一种现代迷信”，是只求稳定不求上进的表现。
王玉川常说，一个学者所以能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就不能没有一点可取之处，一篇文章做出了荒唐的结论，也不等于其中没有一点有价值的材料。因此对古代文化遗产，应采取审慎的态度，吸取合理内核，这体现了他“创新而不废古”的学术境界。
在对五行学说的研究中，王玉川甄别经学五行与医学五行，认为五脏五行说引入中医学后，不再艰涩难懂，实用价值较高。同时他看到，在五行归类、生克、承侮、制化以外，譬如“五行互藏”的内容仿佛已被遗忘，成为五行学说的研究空白，教材也没有反映。事实上，被遗忘的“五行互藏”有重要意义，比如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内经》阴阳二十五人的体质学说，比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气质学说、苏联巴甫洛夫的神经类型学说，都更为细致和全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运气学说一度被打入冷宫。王玉川可谓当代研究运气学说最有成就的人。他1993年主编的《运气探秘》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他探讨五运和六气的体系问题，指出平气概念的重要性，从西汉的灾害性天气论证了运气学说的科学性，阐发《素问》遗篇的学术价值。
“创新是硬道理，是科学技术的生命线。”王玉川认为，“有是证用是方”的原则是不对的。这种方证对应关系无一不是建立在“以方测证”，即是根据方药性味功能推测出病理状态这一方法的基础之上，在方药功能固定的前提之下，以方测证的结果当然百分之百符合方证相对的原则。然而，现代研究告诉我们，任何一味中药都含有多种有效成分，它们的药理作用也往往是多方面的，二味以上组成的复方则更为复杂。所以，“以方测证”本身，就不是什么正确可靠的唯一科学方法。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个水平上，就永远也不会有所发现、有所前进，方证之间相互关系的谜团也就永无解开之日。
治学做人
“看过他书批的人，都很震惊”
虽然时代久远，纸面泛黄，但他亲手描画的双螺旋体和多肽链，依然清晰而美好。他独立思考，在学问上敢于向权威挑战，生活中却淡泊低调，特立独行。“人家说我好也行，说我不好也罢，都一样！”
采访王玉川，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费尽各种周折。5月的一天，他终于如约坐在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办公室。然而面对媒体，他还是不愿多说什么，好在事先采访过知情人。北京中医药大学鲁兆麟教授说，“看过他书批的人，都很震惊。”
墙边立着一排书柜，信步走过去，翻出一本用1984年的日历装订的笔记本。日历背面写着一行行整齐小楷，红色、蓝色间杂铅笔，有的字下面划着重点号或横线，内容是关于孙思邈《外台秘要》的方药体会。再随意打开一本硬皮笔记，上面整齐地记着生物化学的内容，其中一页用极细的铅笔画着细胞RNA与蛋白质合成分解图，虽然时代久远，纸面泛黄，但双螺旋体和多肽链的结构依然清晰而美好。
多年来，辨证论治被视为“中医特色”的重要标志，但是，王玉川认为这种提法并不合适。首先，辨证论治的统治地位是在牺牲了“同方异治”的宝贵经验，扼杀了寻找广谱有效方药的热情之后才取得的；其次，辨证论治的辉煌成就使人们的思维陷入永恒不变的公式之中，在辨证论治的圈子里打转，与创新的客观要求越来越远。他认为，那种认为辨证论治可解决一切问题，如果解决不了只能怨自己没有掌握好的思想“是一种现代迷信”，是只求稳定不求上进的表现。
王玉川常说，一个学者所以能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就不能没有一点可取之处，一篇文章做出了荒唐的结论，也不等于其中没有一点有价值的材料。因此对古代文化遗产，应采取审慎的态度，吸取合理内核，这体现了他“创新而不废古”的学术境界。
在对五行学说的研究中，王玉川甄别经学五行与医学五行，认为五脏五行说引入中医学后，不再艰涩难懂，实用价值较高。同时他看到，在五行归类、生克、承侮、制化以外，譬如“五行互藏”的内容仿佛已被遗忘，成为五行学说的研究空白，教材也没有反映。事实上，被遗忘的“五行互藏”有重要意义，比如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内经》阴阳二十五人的体质学说，比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气质学说、苏联巴甫洛夫的神经类型学说，都更为细致和全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运气学说一度被打入冷宫。王玉川可谓当代研究运气学说最有成就的人。他1993年主编的《运气探秘》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他探讨五运和六气的体系问题，指出平气概念的重要性，从西汉的灾害性天气论证了运气学说的科学性，阐发《素问》遗篇的学术价值。
“创新是硬道理，是科学技术的生命线。”王玉川认为，“有是证用是方”的原则是不对的。这种方证对应关系无一不是建立在“以方测证”，即是根据方药性味功能推测出病理状态这一方法的基础之上，在方药功能固定的前提之下，以方测证的结果当然百分之百符合方证相对的原则。然而，现代研究告诉我们，任何一味中药都含有多种有效成分，它们的药理作用也往往是多方面的，二味以上组成的复方则更为复杂。所以，“以方测证”本身，就不是什么正确可靠的唯一科学方法。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个水平上，就永远也不会有所发现、有所前进，方证之间相互关系的谜团也就永无解开之日。
治学做人
“看过他书批的人，都很震惊”
虽然时代久远，纸面泛黄，但他亲手描画的双螺旋体和多肽链，依然清晰而美好。他独立思考，在学问上敢于向权威挑战，生活中却淡泊低调，特立独行。“人家说我好也行，说我不好也罢，都一样！”
采访王玉川，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费尽各种周折。5月的一天，他终于如约坐在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办公室。然而面对媒体，他还是不愿多说什么，好在事先采访过知情人。北京中医药大学鲁兆麟教授说，“看过他书批的人，都很震惊。”
墙边立着一排书柜，信步走过去，翻出一本用1984年的日历装订的笔记本。日历背面写着一行行整齐小楷，红色、蓝色间杂铅笔，有的字下面划着重点号或横线，内容是关于孙思邈《外台秘要》的方药体会。再随意打开一本硬皮笔记，上面整齐地记着生物化学的内容，其中一页用极细的铅笔画着细胞RNA与蛋白质合成分解图，虽然时代久远，纸面泛黄，但双螺旋体和多肽链的结构依然清晰而美好。
2009 「30國醫大師」 - 王玉川 (part 1)
王玉川，男，汉族，1923年9月出生，北京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教授，1943年3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首都国医名师”。
王玉川：内经研究领军人
他学术临床造诣深厚，亲自编撰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第一、二版《内经》教材；他的文章振聋发聩，观点新颖大胆，生活中却极为低调，从不与他人争；他的研究独辟蹊径，冷静客观，钦佩者很多，口碑极好。
在北京419路公交车上，常能看到一位手提便利袋、胸前用醒目的绿带系着乘车卡的老人，人们不会想到：这就是86岁的国医大师王玉川。
来北京50多年，他说常在梦中回到江南水乡。做了20年全国政协委员，担任北京中医学院副院长多年，然而回首往事，江苏奉贤乡下，那十几年自由自在的行医生活，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时光。
“什么名啊利啊，没意思的。”在老家当过小学教员、中医教师，但调北京以后讲课不灵了——口音重，学生听不懂。那就埋头做研究吧。一本王冰注《黄帝内经》翻烂了，用胶布粘好；书上批注写得密密麻麻，铅笔、钢笔小楷，遍布页眉页脚；自学生物、物理，画图制表，清苦寂寞，却乐在其中。
辛苦耕耘终结硕果，他成为中医界最早研究《内经》理论体系、学术内涵的中医学家，是《内经》重点学科的创建者和带头人，对阴阳学说的演变、气血循环理论、五行学说、运气学说、河图洛书等研究作出重要贡献。他高雅的风范、深邃的学识、严谨的精神和务实的态度，影响着全国同道，成为一个时代的旗帜。
学术成就
“老先生中，他的理论水平相当高”
他精研内经，醒世而作，对五行学说、气血循环理论、运气学说提出独到见解，破译河图洛书之谜，敢于对“辨证论治”、“有是证用是方”提出质疑。
没有先进的实验设备，不用文献校勘的方法，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靠什么来完成理论研究？玉川老笑答：“自己看书，想的嘛！”在那个参考资料极少的年代，常常是一本书、一盏灯，伴着王玉川熬到天亮，“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忽有所悟的欣喜，激励他一路坚持。
早在1938年，当15岁的王玉川从开过药铺的父亲手中得到一本《黄帝内经》，通读一遍就觉得莫名的喜欢，而这本穿越千年时空的经典之作，静静地躺在他的手中，也似乎正等待着被解开奥秘。
此后，江南水乡独立出诊的12年中，他几乎每天都要抚读一番，字里行间写下蝇头小楷，记下一本本读书笔记。后来在江苏省中医学校进修，老师们发现了这位与众不同的学生。当年就破格留校任教，承担内经的教学任务。不久他被调到北京中医学院，创建内经教研室。
当务之急是编写教材。为了用现代语言确切表达内经的丰富内涵，他率领教研室同事日以继夜，力争通俗易懂又采撷全部精华，终于完成集前人大成的《内经讲义》，后来升级为全国统一内经教材，也为《中医学基础》和《中医基础理论》等其他教材编写打下坚实基础。
研究中，王玉川发现，《内经》同一篇中常会出现两种不同的观点，令人困惑。为此他翻遍了校图书馆所有藏书，写下几百万字的笔记，从1979年开始相继发表论文30多篇，许多观点得到同行认可和赞誉。他倡导五行学说的多学科研究，对《内经》气血循环理论有独特见解，正确认识和评价了运气学说，解开河图洛书之谜。
“在这些老先生中，玉川老的理论水平相当高。”北京中医药大学严季澜教授评价说。这凝结着王玉川心血的几十篇高水平论文，不止当年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今天读来，仍令人感叹语言之泼辣，观点之新颖，论证之严密。要知道，研究阴阳、五行、气血这些基础理论，绝不是一门学科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中医药大厦的理论基石。
他学术临床造诣深厚，亲自编撰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第一、二版《内经》教材；他的文章振聋发聩，观点新颖大胆，生活中却极为低调，从不与他人争；他的研究独辟蹊径，冷静客观，钦佩者很多，口碑极好。
在北京419路公交车上，常能看到一位手提便利袋、胸前用醒目的绿带系着乘车卡的老人，人们不会想到：这就是86岁的国医大师王玉川。
来北京50多年，他说常在梦中回到江南水乡。做了20年全国政协委员，担任北京中医学院副院长多年，然而回首往事，江苏奉贤乡下，那十几年自由自在的行医生活，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时光。
“什么名啊利啊，没意思的。”在老家当过小学教员、中医教师，但调北京以后讲课不灵了——口音重，学生听不懂。那就埋头做研究吧。一本王冰注《黄帝内经》翻烂了，用胶布粘好；书上批注写得密密麻麻，铅笔、钢笔小楷，遍布页眉页脚；自学生物、物理，画图制表，清苦寂寞，却乐在其中。
辛苦耕耘终结硕果，他成为中医界最早研究《内经》理论体系、学术内涵的中医学家，是《内经》重点学科的创建者和带头人，对阴阳学说的演变、气血循环理论、五行学说、运气学说、河图洛书等研究作出重要贡献。他高雅的风范、深邃的学识、严谨的精神和务实的态度，影响着全国同道，成为一个时代的旗帜。
学术成就
“老先生中，他的理论水平相当高”
他精研内经，醒世而作，对五行学说、气血循环理论、运气学说提出独到见解，破译河图洛书之谜，敢于对“辨证论治”、“有是证用是方”提出质疑。
没有先进的实验设备，不用文献校勘的方法，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靠什么来完成理论研究？玉川老笑答：“自己看书，想的嘛！”在那个参考资料极少的年代，常常是一本书、一盏灯，伴着王玉川熬到天亮，“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忽有所悟的欣喜，激励他一路坚持。
早在1938年，当15岁的王玉川从开过药铺的父亲手中得到一本《黄帝内经》，通读一遍就觉得莫名的喜欢，而这本穿越千年时空的经典之作，静静地躺在他的手中，也似乎正等待着被解开奥秘。
此后，江南水乡独立出诊的12年中，他几乎每天都要抚读一番，字里行间写下蝇头小楷，记下一本本读书笔记。后来在江苏省中医学校进修，老师们发现了这位与众不同的学生。当年就破格留校任教，承担内经的教学任务。不久他被调到北京中医学院，创建内经教研室。
当务之急是编写教材。为了用现代语言确切表达内经的丰富内涵，他率领教研室同事日以继夜，力争通俗易懂又采撷全部精华，终于完成集前人大成的《内经讲义》，后来升级为全国统一内经教材，也为《中医学基础》和《中医基础理论》等其他教材编写打下坚实基础。
研究中，王玉川发现，《内经》同一篇中常会出现两种不同的观点，令人困惑。为此他翻遍了校图书馆所有藏书，写下几百万字的笔记，从1979年开始相继发表论文30多篇，许多观点得到同行认可和赞誉。他倡导五行学说的多学科研究，对《内经》气血循环理论有独特见解，正确认识和评价了运气学说，解开河图洛书之谜。
“在这些老先生中，玉川老的理论水平相当高。”北京中医药大学严季澜教授评价说。这凝结着王玉川心血的几十篇高水平论文，不止当年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今天读来，仍令人感叹语言之泼辣，观点之新颖，论证之严密。要知道，研究阴阳、五行、气血这些基础理论，绝不是一门学科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中医药大厦的理论基石。
王玉川 重临床不轻理论
王玉川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顾问，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历任北京中医学院内经教研室主任、中医系主任、学院副院长等职。作为中医界最早研究《黄帝内经》理论体系、学术内涵的中医学家，王玉川对阴阳学说的演变、气血循环理论、五行学说、运气学说等研究，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59年至1963年，在他的主持下，当时的北京中医学院主编了全国中医院校教材第一、二版《内经讲义》。至今，他还保留着当年亲自撰写的手稿和油印稿。1941年，王玉川从医于当时的中医名家戴云龙先生，并得到著名医家陆渊雷的指教，学成后在家乡行医。 承古而不泥于古，注重创新，是贯穿王玉川研究中医理论的一条主线。在对中医理论体系的研究中，王玉川敢于质疑多年来被众多学者视为中医特色重要标志的辨证论治。他指出，辨证论治并非中医的专利。比如，现代医学里的鉴别诊断以及对同一个病人必须视情况不同而选用不同的治疗措施，在给药方面要考虑服药的时间(时效关系)、剂量的大小(量效关系)等原则，便是辨证论治的体现。
他还表示，辨证论治的统治地位是在牺牲了“同方异治”的宝贵经验，扼杀了寻找广谱有效方药的热情之后才取得的。其次，辨证论治的辉煌成就使人们的思维陷入永恒不变的公式之中，从而使在“坚持突出中医特色”口号下的中医理论教育和临床实验以及科研工作，与创新的客观要求越来越远。
在临床传承教学中，王玉川常依据自己扎实的文献功底，从古典医籍中总结大量临床用药知识以示后人。如从“同方异证”的学术角度研究张仲景五苓散的应用，他分析对比了《医宗金鉴》、《医方集解》、《千金要方》和仲景原书的治证，指出“有是证用是方”思想的局限性。他说，五苓散在《医宗金鉴》治证有二：一治水逆，水入则吐；一治消渴，水入则消。《医方集解》是取其利水渗湿之功，而仲景书却在五苓散方后说：多饮暖水，汗出愈。《千金要方》中，五苓散其取效之由，亦是“发汗”，而北宋开宝年间高继冲进献的《伤寒论》在伤寒叙论的取效则由于涌吐。同一个五苓散，既可用来利水渗湿，又可用来发汗，还可用作涌吐剂，而《外台秘要方》收载的“深师茯苓术散”，其方所用药物与五苓散全同，其主治证为“发白及秃落”，更是与仲景《伤寒论》五苓散的主治证全不相干，这不是“有是证用是方”的方证相对说可以讲清楚的。
王玉川常言，学习中医必须早临床、多临床，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提高和发展诊治能力。除此之外，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现更好的手段。但他亦不忽视理论，常总结临床经验，将之上升为理论，或以之反馈于理论，而后再应用于临床，每每取得良效。
王玉川认为，临床不应为方证相对所束缚，而应该勇于尝试，探索能治多病的方剂。他说，“芫花散”的主治多达30余种病证。药王孙思邈对该方赞赏有加并按照传统理论研究了36年，仍无法解释该方在临床上多次取得神奇的效果的组成原理。可见，突破方证相对的束缚，勇于找寻一方多治的方剂，对于中医学的进步好处多多。
民间有“单方一味，气死名医”之说，故单味方的疗效又往往出人意料。王玉川表示，与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辨证论治规律，得出许多令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的辨证分型，不如研究同方治异证的机制，更能得出真正称得上创造性的成果。
Monday, August 24,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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