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August 26, 2009

2009 「30國醫大師」 - 王玉川 (part 4)

而倒,一个老师的经验,用不了3天就能说完;相反,也可能临床跟师3年,还摸不到门。”

  虽然如此,王玉川对所有的年轻中医都毫无保留,倾其所有,他甘为人梯、无私传授的风范使很多人受益终生。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届中医专业毕业生刘燕池教授,谈起一件往事。1962年他毕业分配到内蒙古讲内经课,没有经验的他返回母校寻求帮助。当时王玉川把历经一年刚誊完稿、尚未出版的《内经讲义》交给他,用作参考。刘燕池拿到这份原稿,心情澎湃,现在回想起来还常说“师恩难忘”。

  他时时要求年轻学子做到言之有理,强调文以载道,每年审阅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工作,他从不敷衍,逐字逐句精心批阅,一本论文要修改几天。写满他整齐字迹的论文,经常被毕业生们珍藏。

  王玉川一直强调理论和临床结合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长年坚持为普通百姓治病。他擅长治疗中医内科各种疑难杂症,如心血管疾病、风湿病、血液病等,临证时一丝不苟,疗效卓著,深受患者欢迎。

  有段时间,王玉川在国医堂一周出诊4次,非常劳累。一次在北中医校园,刚从研究生处退休的鲁兆麟碰见了他,两人边走边聊。“和你说个事儿,”王玉川认真地说,“这国医堂看病,你能不能替我出两天?”但累归累,他还是一直坚持在临床一线。

  深厚的理论功底,保证了王玉川卓越的临床疗效。有次鲁兆麟接诊一位神经根髓鞘脱的病人,治疗非常棘手,用遍了温阳药、补气药、活血药还是效果不好,他向王玉川请教。王玉川说,“《内经》讲‘肾恶燥,即食辛以润之’,你别净顾着补阳,加点细辛这类通药试试。”果不其然,病情好转。

  在临床传承教学中,王玉川常从古典医籍中总结用药知识以示后人。他认为临床不应为方证相对束缚,要勇于探索能治多病的方剂。以《千金方》中能治疗30多种病证的“芫花散”为例,孙思邈对此方赞赏有加,但也无法解释原理,只能在书中寄望于后人。王玉川指出,有些医家沉湎于辨证论治,对古书中许多同方治异病的例子不屑一顾。研究同方治异证的机制,对实现中医现代化也有很大意义。

  王玉川名下的七九级硕士研究生陶广正教授,得知恩师被评为“国医大师”欣然提笔:“为人淡泊,不慕虚名。师出名门,有真才实学;学富五车,而无头角夸诞。虽非博导,而众多博导皆曾受教;未登讲堂,而授课讲稿竟出其手。著述不多,却不乏真知灼见;临床虽少,却每能一丝不苟。审查论文,从不敷衍;撰写书评,必中肯綮。尊为国医大师,谁敢谓曰不然!”

  王玉川小传
  1923年,生于江苏省奉贤县。
  1941-1943年,从医于中医名家戴云龙先生、陆渊雷先生,学成后在当地行医。
  1943年-1955年,在奉贤县开设门诊从事中医临床工作。
  1955年-1956年,在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深入学习中医相关知识。
  1956年-1957年, 在南京中医学校从事中医药教学与临床工作。
  1957年-1963年,奉卫生部调令来北京中医学院从事教学工作,潜心于《黄帝内经》的教学和研究。主持主编全国中医院校教材第一、二版《内经讲义》。
  1978-1984年,在北京中医学院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任副院长。
  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八届委员会委员,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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