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川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顾问，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历任北京中医学院内经教研室主任、中医系主任、学院副院长等职。作为中医界最早研究《黄帝内经》理论体系、学术内涵的中医学家，王玉川对阴阳学说的演变、气血循环理论、五行学说、运气学说等研究，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59年至1963年，在他的主持下，当时的北京中医学院主编了全国中医院校教材第一、二版《内经讲义》。至今，他还保留着当年亲自撰写的手稿和油印稿。1941年，王玉川从医于当时的中医名家戴云龙先生，并得到著名医家陆渊雷的指教，学成后在家乡行医。 承古而不泥于古，注重创新，是贯穿王玉川研究中医理论的一条主线。在对中医理论体系的研究中，王玉川敢于质疑多年来被众多学者视为中医特色重要标志的辨证论治。他指出，辨证论治并非中医的专利。比如，现代医学里的鉴别诊断以及对同一个病人必须视情况不同而选用不同的治疗措施，在给药方面要考虑服药的时间(时效关系)、剂量的大小(量效关系)等原则，便是辨证论治的体现。
他还表示，辨证论治的统治地位是在牺牲了“同方异治”的宝贵经验，扼杀了寻找广谱有效方药的热情之后才取得的。其次，辨证论治的辉煌成就使人们的思维陷入永恒不变的公式之中，从而使在“坚持突出中医特色”口号下的中医理论教育和临床实验以及科研工作，与创新的客观要求越来越远。
在临床传承教学中，王玉川常依据自己扎实的文献功底，从古典医籍中总结大量临床用药知识以示后人。如从“同方异证”的学术角度研究张仲景五苓散的应用，他分析对比了《医宗金鉴》、《医方集解》、《千金要方》和仲景原书的治证，指出“有是证用是方”思想的局限性。他说，五苓散在《医宗金鉴》治证有二：一治水逆，水入则吐；一治消渴，水入则消。《医方集解》是取其利水渗湿之功，而仲景书却在五苓散方后说：多饮暖水，汗出愈。《千金要方》中，五苓散其取效之由，亦是“发汗”，而北宋开宝年间高继冲进献的《伤寒论》在伤寒叙论的取效则由于涌吐。同一个五苓散，既可用来利水渗湿，又可用来发汗，还可用作涌吐剂，而《外台秘要方》收载的“深师茯苓术散”，其方所用药物与五苓散全同，其主治证为“发白及秃落”，更是与仲景《伤寒论》五苓散的主治证全不相干，这不是“有是证用是方”的方证相对说可以讲清楚的。
王玉川常言，学习中医必须早临床、多临床，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提高和发展诊治能力。除此之外，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现更好的手段。但他亦不忽视理论，常总结临床经验，将之上升为理论，或以之反馈于理论，而后再应用于临床，每每取得良效。
王玉川认为，临床不应为方证相对所束缚，而应该勇于尝试，探索能治多病的方剂。他说，“芫花散”的主治多达30余种病证。药王孙思邈对该方赞赏有加并按照传统理论研究了36年，仍无法解释该方在临床上多次取得神奇的效果的组成原理。可见，突破方证相对的束缚，勇于找寻一方多治的方剂，对于中医学的进步好处多多。
民间有“单方一味，气死名医”之说，故单味方的疗效又往往出人意料。王玉川表示，与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辨证论治规律，得出许多令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的辨证分型，不如研究同方治异证的机制，更能得出真正称得上创造性的成果。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