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成才之路1.学医启蒙
先生祖籍山东掖县西北郊头村人，世代贫农，家境贫寒父亲方伯屏因原籍不能维生，年幼流落京中，暇拜末代太医院太医赵云卿为师习医，约1915年在京改业行医。父亲十分重视对先生的文化教育，在私塾学了两年《三字经》、《论语》、《春秋》、《左传》、《古文观止》等书，可以诵读“陈情表”、“兰亭序”等文章，并进行了较好的书法训练。随后读小学五年，初中三年接受了新学教育，初中毕业后，考入中央日本语学院日语系学习日语四年。在中医家庭的熏陶下，从初中起，先生就参加了父亲在家办的中医讲习班三期，学习了《医学三字经》、《药性赋》、《汤头歌诀》、《医学心悟》、《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医学专著，从不理解的背诵起步，到渐渐理解其中医理的深奥，在反复的诵读学习中，先生从少年之时起就打下了坚实的中医理论基础。此后，又拜涿州名医谭镜仁为师。谭老先生读各家学说，偏重于周慎斋所著《慎斋遗书》，擅长滋补，先生受其老师影响，日后临证所施处方偏重温补。在日语学校毕业之际，在父亲的严厉坚持下，随父行医。从打扫诊室卫生，为父亲作开诊的准备，到为病人倒茶、换药等点滴事情做起，随父抄方侍诊，边干边学。父亲除在家办学，还授徒于北京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以讲授古典医籍著称，在京行医三十年，耳濡目染，对先生的影响很大。少年时期先生学医的动机，一是继承家学，二是行医济世，求职谋生。
2.独立行医
1942年先生19岁，在随父学医数年后，其兄方鸣谦已取得正式行医资格，在兄长的启发下，先生报名参加了北京市卫生局中医考询考试。面试答辩时，主考官杨淑澄老师向他提问：“中药为何能治病？”此题听来颇有难度，先生略加思索，回答，“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夫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咸先入肾，久而增气，物化而常也。”将《内经•六节藏象论》和《素问•至真要大论》的经文脱口背出，以说明药物的性味各有所偏，药物之所以能够治病，就是取用药物性味的偏胜，以纠正与调和人体脏腑不协调的状态。对其简捷精辟的回答，老师给予了100分。笔试的题目是寒厥、热厥病的治疗，先生很快作出了附子汤治疗寒厥，白虎汤治疗热厥的答案，本次考试虽排名第27，但显现出他有着扎实的中医基础功底。考试后取得执业资格，颁发行医执照，先生在“方和谦诊所”正式执业。
3.学习西医
1949年北京市举办中医学习西医学习班，先生是第九班学员。学习西医生理、病理基础课及传染病、内科、妇科、儿科临床课程，当今国内名老中医干祖望、焦树德、路志正、柴松岩均与他同期或先后在此班学习。此次学习西医，他认为“歪打正着”，不仅学到了西医知识，填补了学科空白，还有了西医执业资格。学习西医为他今后在综合医院工作并作中西结合工作打下了基础。
4.行医转折
1954年，先生调入北京市卫生局中医科工作，结束了个体行医的生涯，参加了革命工作，成为一名国家正式的医务工作者，这是他行医生涯的转折。1954～1956年间，他在北京市卫生局中医科任科员，主管医务行政，包括中医师资格的审批，参与北京市中医医院的组建、北京第七医院中医科及市级综合医院中医科的筹建等工作。1956～1962年调到北京中医医院工作，并兼任北京中医学校伤寒教研组组长。在此期间，他一方面在中医医院出诊，另一方面担任中医学校伤寒论及医案的教学任务。此时他对《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内容逐条研读，逐段逐句剖析，深入图书馆，伤寒论397节，篇篇有自己撰写的讲稿。讲内科医案学，他翻阅了《王旭高医案》、《薛立斋医案》、《名医类案》、《续名医类案》等大量的医案，将有名的医案作深入分析讲解。他的讲课深入浅出，理论结合临床，使深奥的理论在示例中得到解释和应用，让学生有茅塞顿开之感。先生给第一、二届西医学习中医班讲课的同时，还带学生到北京中医医院、同仁医院、天坛医院实习。先生自己对这段教书经历颇有感触，他认为，教学相长，教学一定要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决不能强不知以为知。经过这一阶段的教学工作，他对经典著作的理论认识有了较大的提高。
5.明师指点，善于总结
1955年流行性乙型脑炎暴发，暑热当令，石家庄郭克明老中医提出此属阳明温病，用石膏白虎汤治疗，取得很好的疗效，作为中医治疗乙脑的经验向全国推广。1956年夏季，乙脑肆虐北京，北京市卫生局倡导用石家庄经验采用清瘟败毒法治疗。应用结果病况未得控制，死亡率居高不降，达200多例。此事惊动了周总理，总理请中医研究院蒲辅周老先生偕同岳美中老先生会诊，蒲老认为，“必先岁气，勿伐天和”，1955年为燥火当令，阳明内热，患者见高热惊厥，谵语，舌苔黄厚，是瘟毒为患，用白虎汤加减清瘟败毒治疗得当有效，而1956年，雨水多，湿气重，患者虽也为高热惊厥，但观其舌脉，舌苔薄腻湿润，脉象濡缓，是湿温为病，应用芳香化浊，透表散邪法治疗，应用藿香正气散加减。乙脑之病的诊治经过，作为先生行医中的经验教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体会到，中医诊病的疗效是靠正确的辨证论治。名医的点拨，促使他重温《温病条辨》、《温热经纬》，加深对六淫致病特点的认识， 1957年由先生主编《北京市1956年流行性乙型脑炎治疗总结》手册，书中收集了200多个验案，由卫生局印发200册，下发到各医院。先生撰写的“参加流行性乙型脑炎工作的点滴体会”文章，作为晋升主任医师的评审论文，关幼波、赵炳南二位专家对该文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论文评语为：“对乙脑的中医治疗，自1955年石家庄经验被介绍以后，各地应用较多，类似报道亦较多，唯本文在中医分型上，除偏湿偏热的不同以外，又提出‘表邪郁闭’这一类型，在治疗上采用透表为主，而获得较好疗效。在辨证上，强调温病的卫、气、营、血，三焦辨证和伤寒的六经辨证密切结合，不能偏废。以上两点有独特见解。”先生在乙脑事件所获的经验，对其以后治疗传染病是有益的借鉴，在2003年SARS暴发流行时，先生对后学给予了及时正确的指导。
6.中西合作，取长补短
1965年7月，42岁的先生从北京中医医院调到北京朝阳医院任中医科主任。与中医医院相比，综合医院中医科不分科，内、外、妇、儿科各科疾病全有，先生很好地发挥其擅长治内科病，其他各科亦有所长的优势，有很高的门诊量。只要他出诊，每半日能接待30人次以上的病人。他为人谦和，对患者亲切，看病认真负责，疗效确切，在病人中有很高的威望和影响。在西医医院，许多危重病人治疗无效，常请先生会诊，在同西医同道的会诊中，他抱着边治边学的态度，学到了许多新知识。如与翁心植院士会诊，见到了狼疮病的肺浸润，高热不退的类风湿病肝浸润，肝豆状核变性脑病等疑难病，相互切磋，救患者于危难之中。先生在医院有较高的威望，许多疑难病在他会诊后病情转危为安。如本院职工亲属因腹痛住院，请先生会诊，先生诊其脉滑，认为滑脉反映有痰、有宿食、有实邪或为妊娠之脉，此患者是有实邪，请西医进一步检查有无占位病变，结果查出患膀胱癌，此案使西医认识到中医治病的神奇。又如与西医同治一食用白胡椒面过量中毒患者，病人因关节炎疼痛，听信吃白胡椒面一两加葡萄汁，服后达眩晕方可有效的偏方，服后神昏，出气、出汗、排尿均为白胡椒味，正值三九寒天，全身起痱疹，西医进行抢救，先生会诊投以生石膏、银翘等清热解毒药，患者渐渐清醒。清醒后西医又给了“克脑谜”，患者再度昏迷死亡。此例治疗，先生认为“克脑谜”是中枢系统兴奋剂，属辛温大热之品，对此中毒患者不宜使用。
7.医术精专，注重疗效
先生的成名主要是有很好的临床疗效，每日门诊慕名前来求治的患者比比皆是。他认为医生成功的途径是临床实践，方法是“勤于临证，潜心钻研”。他珍惜出诊时间，定了的出诊时间不轻易改动，即使在十一、春节长假，他也不停诊，为的是不失信于病人。现已83岁高龄的老人，每周仍出6个半天门诊，每次要接待病人30个左右，其精神令年青人所不及。为减轻病人经济负担，他主动将特需门诊的300元挂号费降至100元。临证他仔细问诊、把脉、配合必要的理化检查，明确诊断。处方用药，药少力专，绝无大处方，很少用犀、羚、麝等贵重药，力求简、便、廉解决问题。治疗从病情需要出发，辨证合理，君臣佐使配伍明确，而且特别注意顾护脾胃，病人称赞：“先生的药药味少，味道不难喝，还解决问题。”他推崇方剂的灵活应用，认为中药汤剂最能反映中医辨证用药的特点，成药不能完全替代汤剂，必需根据病情的需求而合理用之。
先生精通伤寒，但从不自诩为经方派。主张经方、时方都要会用且要合用。他认为仲景之经方，用之得当，效如桴鼓，是历代医家共同验证的。而温病之时方，可以以方求证，辨证准确，用之灵验。但经方适应证有限，满足不了疾病谱发展的需要，要靠时方来补充。如张某，男，73岁，初秋突发高热伴腹泻，日泻十余次，服中西药罔效，病情危重，求诊于先生。见其精神恍惚，烦躁气促，身炽热有汗，泻下褐色水液而恶臭，腹痛不著，纳呆不吐，尿少色深，舌质红，苔黄腻，脉弦滑数。先生按太阳阳明合病，挟热下利之表里证论治，投以葛根芩连汤治之，一剂泻止热退，三剂而病瘥。先生临证，有是证用是方，辨证论治，随证治之，每获良效。通过临床，先生认为，囿于经方一隅，不能解决所有外感热病，必须与温病辨证同时方合用才能取得疗效。以治乙脑为例，仅以六经辨证，受到阳明经证的局限，何况邪气有异，临床有暑热及湿热的不同证型。外感热病，表现复杂，其证候不是六经辨证所能涵盖，也不是单用经方所能解决的。温病学说羽翼伤寒，由伤寒发展而来，其中也沿用了一些伤寒的方剂。因此，伤寒和温病是外感热病的两大类型，彼此既有所区别，又有所联系，各有特点，其理论核心都是要落实到脏腑经络之上。故先生倡导六经、三焦、卫气营血辨证密切结合，根据具体病情，灵活掌握，经方时方统一运用的观点，是临床取得疗效的基础。
以上文字由方老学术继承人提供，感谢朝阳医院中医科李文泉医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