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下去,十几本笔记本的纸质都很粗糙,字体却都那么纤秀工整,有的字小得几乎看不清。可以想见王玉川当年是怎样地心细如发,这几十万娟秀小字承载着多少个安于清苦的日日夜夜。笔记内容有经典抄录,有个人思考,他很喜欢自制图表,比如为研究比较体质学说,他把巴甫洛夫神经类型、希波克拉底气质说以及内经的阴阳五态人划一个表格里,新颖而独特,给人启发。
那本传说中,被王玉川翻得书皮烂掉用胶布粘好、再无一处空白可写眉批的《黄帝内经》已经找不到了,他连自己的书和发表的文章也都没留意保存。“别人借走了没还,我也记不得向谁要了,哈哈哈!”显然他并不以为意,更不以为憾。多年的临床处方也没有保留一张,根本不打算出版临床经验集,“有什么用呢?没用!”玉川老这样给自己解释。
如今他眼睛花了,别说写字,翻看当年的笔记都得借用放大镜才行,但幸运的是,这种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已经延续下去。严季澜年轻时曾受教王玉川,他也是数十年如一日地坐在办公室研读经典、琢磨医案,喜欢用铅笔写些纤细小楷,下着旁人眼中的“笨功夫”。然而,就是这样一群学者的严谨操守,酿造北京中医药大学厚重的文化学术底蕴,在浮躁的今天,更显得可贵和难以超越。
王玉川治学注重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在1984年担任健康报振兴中医刊授学院顾问期间,他曾和刊院同学谈中医治学方法:“没有独立自主的精神,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作出成绩。不要做教材的奴隶,要做教材的主人,这才能把前人的成就真正变成自己的知识。决不能像果戈里在《死魂灵》里描写的那位‘死读书、读书死’的彼得尔希加,他辛辛苦苦读了一辈子书,到头来却什么知识都没得到。我们需要的是自己观察,自己思索,自己做主,那是一种独立思考的治学精神。”
这种独立思考的态度,使得王玉川在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屡获开创性突破,正是因为不迷信权威,敢于对传统提出质疑,才使得研究深入下去,跨越了一个个学术高峰。
了解王玉川的人,对他的第一评价大多是“低调”、“不争”。然而这样一个不喜参政的人,却是全国政协四届委员,担任北京中医学院的副院长多年,还有多项校内外职务,这似乎是种矛盾。
王玉川生性喜欢自由,他把这些称为“乱七八糟的事”。“当时没办法推,这也是种任务。”如果可以自己做决定,他断然不愿从熟悉的南方来到北方生活,更不愿从事行政工作。但是在其位谋其政,他在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期间提出的“关于公费医疗费用不宜包干到医院管理”的提案,被评为优秀提案。任院长期间,他重视教学科研和学术建设,内经专业被列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批重点学科,停刊20多年的《北京中医学院学报》于1981年恢复,成为学校及全国学术交流的重要阵地。
然而一旦退休,他就任何管理工作都不参与。据介绍,玉川老退休后更为低调,不轻易发表任何意见,每天8点前到办公室,中午回家稍作休息,下午又回来。“他的思维,就是做自己的事,看自己的书。”
这种淡泊、低调,不是怕得罪人,也不是没有想法,他是位特立独行、生性高洁的人。采访中,玉川老说的频率最高的词就是“无所谓”,他说,人生几十年,没必要争名夺利。“人家说我好也行,说我不好也罢,都一样!”
教育临床
“倘若倾心而倒,一辈子经验说不了3天”
虽然反对师带徒的方式,但受他恩惠的年轻中医成百上千,至今很多毕业生都珍藏着他逐字逐句精心审阅过的论文。理论临床相得益彰,其深厚的理论功底令其临床疗效卓著。
列在王玉川名下的学生并不多,不过四五人,和师带徒相比,他更提倡现代学院教育。他认为临床上从来没有相同的病人,好中医应该独自到临床去实践摸索。“倘若倾心
Wednesday, August 26,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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