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大师方和谦 (1)

方和谦，男，汉族，1923年12月出生，全国著名中医学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主任医师、教授，1948年8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是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注：此提法见1990年国家中医局发的文件）指导老师、获“首都国医名师”、“国医大师”荣誉称号。

先生从事中医内科临床工作六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尤其擅长治疗咳嗽、中风、心悸、眩晕、发热等内科杂病。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总结和创制了“和肝汤”、“滋补汤”等有效方剂，广泛应用于临床诊治内、外、妇等各科杂病，取得了显著的临床疗效。先生以其卓越的临证思辨能力和勤求博采的广阔胸怀，形成了独特的学术思想与诊疗思路。

一、生平概述
先生1923年出生在山东烟台莱州的中医家庭，自幼（12岁）随父习医。19岁（1942年）考取医师资格，开“方和谦诊所”行医。1952年参加卫生部举办的“中医学习西医学习班”学习西医知识两年。1952年至1953年在北京双桥砖厂任职员，1954年至1958年在北京市卫生局中医科任科员，主管中医师资格的审批，参与北京市中医医院及综合医院中医科的组建工作。1958年调往北京中医医院任内科医师、教研组组长，兼任北京中医进修学校伤寒教研室组长，教授《伤寒论》课程。其间曾带第一、二届西学中医班学员的实习，在乙脑流行期到第一、二传染病院查房，参与乙脑的救治工作。1968年到北京朝阳医院中医科任科主任、主任医师，兼任首都医科大学的教授职务。1993年批准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1年至2004年先后担任三批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导师。从1978年起曾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中华中医学会内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红十字会理事、北京中医药学会会长、北京市科协常务委员、北京中医杂志常务编委、北京中医学院顾问等职。2009年1月被选为“首都国医名师”，2009年4月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选为“国医大师”。

二、学术思想和思辨特点
先生勤于实践，善于思考，在其六十余载的行医生涯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成就了他独到的学术见解，不断有所创新。他认为中医学为哲理医学，重视人和自然的统一，形成“燮调阴阳，以平为期”的生理观；遵循治病求本的思想，强调正气为本，扶正以祛邪的治疗观；他熟读精研《伤寒论》，深刻理解仲景学说，不仅掌握其基本要领，而且学以致用，有所发挥，正确指导临床实践。他重视先后天之本的理论，长于运用补法，尤其善于调理脾胃；他提出“和为扶正，解为散邪”的独到见解，大大拓宽了和解法的应用范围；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他总结和创制了“和肝汤”、“滋补汤”等有效方剂，广泛应用于临床诊治内、外、妇等各科杂病，取得了显著的临床疗效。

（一）“燮调阴阳，以平为期”的生理观
先生受哲理医学的影响，对阴阳学说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识。“阴阳者，天地之道也”，先生认为阴阳既是天地变化的共同规律，也是人体内在的基本规律。先生认为治病的根本目的，主要是调整人体阴阳的偏盛偏衰，促成“阴平阳秘”，以恢复和保持阴阳的相对平衡。先生在临证施治时，特别注重用“调和阴阳”、“以平为期”为基本法则来指导临床实践，形成了自己的治疗思想。如他提出和解法，即“和为扶正，解为散邪”的观点，就是通过和解、调和，使表里寒热虚实的复杂证候、脏腑阴阳的偏盛偏衰归于平复，以达到祛除病邪恢复健康的目的。以及他创制的“和肝汤”、“滋补汤”等经验方，均是在《内经》“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的思想指导下，重在调整阴阳形成的有效方剂。

（二）“正气为本，扶正以祛邪”的治疗观
先生认为邪正斗争是影响阴阳平衡的关键，故临床辨证立法，以邪正斗争为中心，着眼于扶正以祛邪，以恢复人体正常的生理状态，从而形成了正气为本，扶正以祛邪的治疗观。

在邪正斗争方面，先生强调应以正气为本，而尤为重视脾肾在脏腑活动中作为先后天之本的重要作用。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他善于应用“扶正培本”法顾护人体正气，他曾明确指出：“治病之关键在于扶正培本，扶正就是扶助正气、补益气血阴阳；培本就是培补脾肾，恢复脏腑正常的生理功能。”先生应用扶正培本法治疗疾病要点有三，即益气血重在补脾胃、补阴阳应当益肾、补脏腑注意五行相生。

1.益气血重在补脾胃
先生认为补益气血，必须从补脾和胃，培补后天之本入手，故临证总以“调补脾胃之气”为准则，达到补益气血，扶助正气的目的。研究伤寒之治，其制方用药概括起来“保胃气，存津液”是其特点。因此先生治病用药极为重视“顾护胃气”，提出“大病体虚，重在培中”，“大病必顾脾胃”的观点。在他治病的方剂中经常见有炒谷芽、香稻芽、焦神曲、炒莱菔子、砂仁、鸡内金、百合、麦冬、玉竹、石斛、大枣、甘草等和中养阴益气之品。对于久病虚证及老年人感受外邪的治疗，先生更强调“虚人病表建其中”，顾护胃气即可扶正祛邪。但用药需循序渐进，药性平和，用量宜轻，不温不燥，不滞不腻，不攻不泻。他认为通过保胃气，可使脾胃健运，肺气调畅，肝气和解，肾气充盈，五脏安康。先生治热病，遵吴氏“存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的思想，视养阴保津为其重要原则。提出“治伤寒注意存津，治温病重在养阴”，在解表透热或清热解毒剂中，常加入花粉、玉竹、麦冬、百合、石斛等药以顾护津液，皆是重视脾胃的具体体现。

2.补阴阳应当益肾
治疗阴阳虚衰之证，先生认为应当注意益肾。凡阳虚之证，无论卫阳、心阳、脾阳，均与肾阳有关，治疗均应适当温肾之阳；凡阴虚之证，无论心、肺、肝、胃之阴，均易涉及肾阴，治疗中当据证滋肾之阴。且应注意阴阳互根的关系，所谓“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先生对于五脏虚衰之证自制“滋补汤”，乃以四君、四物加肉桂等，脾肾两补，而经过加减用于各种虚证治疗，反映了先生重视脾肾的学术见解。

3.补脏腑注意五行相生
在各脏腑的相互滋生中，先生认为最重要莫过于先后天之本的作用。因为脏腑之生机在肾，补养在脾。故先生临证诊病，必先察脾胃是否健旺，继思气化是否正常。脾胃不和则先调脾胃，方能为进一步治疗创造条件，在后期则多考虑益肾。一般脏腑失调，脾肾俱虚时，先生先补脾以资化源，后益肾以固根本。基于以上认识，先生遵扶正培本之大法，将脾肾阴阳气血融为一体，创制“滋补汤”，以益气养血，补益脾肾，顾护阴阳为宗旨，临证中为补法之基本方剂，广泛应用于气血两虚，阴阳失调的病证，治疗各种疾患，屡见奇效。